”。宗教裁判所加强了对“分裂言论”的监控。
但对杜阿尔特来说，这次行动证明了重要的一点：葡萄牙民众的不满已经接近表面化，只需要合适的机会和领导者，就能转化为政治力量。
同一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建造者岛的信，由马特乌斯·阿尔维斯签署。这封信通过曲折的安全路线，历时八个月才到达。
“我们在建造者岛实验的社区模式已经稳定，”马特乌斯写道，“基于共识的决策、资源共享、多元教育、可持续生活。这不是乌托邦——我们有真实的困难和妥协——但它证明了人类可以以不同方式组织社会。
如果葡萄牙重生，这些经验可能有用：如何在小规模实践中培养公民素质，如何在资源有限时确保公平，如何在多元中保持团结。
我们愿意分享详细记录。但请记住：这些不是蓝图，是启发。每个社会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
杜阿尔特被建造者岛的实验深深吸引。他请求更多信息，特别是关于教育系统和资源管理。他开始思考：也许葡萄牙的未来不仅需要政治改革，还需要社会创新——在小规模社区中测试新理念，然后逐步推广。
1627年，杜阿尔特的父亲——老布拉干萨公爵去世。杜阿尔特正式继承爵位，成为葡萄牙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贵族。这个身份给了他更多资源，但也把他放在了更显眼的位置。西班牙宫廷对他的监视加强了。
他不得不更加谨慎。公开场合，他表现得像一个忠诚的西班牙臣民，只是偶尔为葡萄牙的利益温和发声。私下里，他加快了准备工作。
到1628年，杜阿尔特的核心团队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代号“激流”——象征变革时机的不可阻挡。计划不是军事政变，而是政治机会主义：等待西班牙陷入严重危机（如战争失败、财政崩溃、内部叛乱），然后迅速行动，宣布葡萄牙独立，同时推出一套改革方案，争取国内支持和国际承认。
“我们需要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杜阿尔特对米格尔说，“第一，西班牙足够虚弱，无法有效镇压；第二，葡萄牙足够团结，支持独立；第三，国际环境有利，至少不反对。”
“还需要第四点，”米格尔补充，“一个能够凝聚所有人的象征性事件——某种公然侵犯葡萄牙尊严的行为，让最犹豫的人也感到必须行动。”
他们不知道，这个象征性事件将在几年后到来，以他们未预料的方式。
二、网络的十字路口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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