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盈力排众议，对蒯通与李左车联名上奏的“教化安边”之策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
诏书颁下，帝国的力量开始向西部倾斜，但这次不再是刀兵与铁骑，而是承载着文明火种的竹简、笔墨与饱学之士。
朝廷从国库拨出专款，委任精通政务与文教的官员，奔赴凉州与西域，主持兴学事宜。
在龟兹、疏勒、于阗等西域主要城邦，一座座颇具汉家风格的官学拔地而起，虽不及中原郡国学府宏伟，却也青砖黛瓦，书声朗朗。
精通胡汉双语、胸怀开阔的儒生被高薪征召，他们带去的不仅是《论语》《诗经》的微言大义，更有《九章算术》的实用技巧，《农桑辑要》的耕种良法，以及《汉律》中关于产权、契约、刑罚的明确规定。
起初，一些保守的胡人贵族对此心存疑虑，不愿将子弟送入“汉人的学堂”。
蒯通并不强逼，而是以身作则，率先将自己麾下几名胡人将领的子弟送入官学，并公开褒奖那些主动送子入学的部落头人，给予其部落贸易税收上的轻微减免。
李左车在凉州则更为直接，他明确告知各部首领，其子弟若不通晓汉文，未来将无法承袭朝廷认可的首领地位，亦不可在州郡担任任何官职。
利益导向与政策引导双管齐下，效果立竿见影。
渐渐地，官学中胡人子弟的比例越来越高。
孩子们的心灵如同一张白纸，当他们与汉人子弟同窗共读，一起背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起演算勾股方田，一起在蹴鞠场上奔跑竞技时，那种基于文化习俗的隔阂便在潜移默化中悄然消融。
他们开始习惯使用筷子，欣赏汉家音乐，甚至觉得宽袍大袖的汉服也别有一番风雅。
更深远的影响发生在民间，随着懂得汉语的胡人越来越多，胡汉之间的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顺畅。
汉人商队带来的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还有更先进的耕作技术、水利工程和医疗知识；胡人提供的也不再仅仅是牲畜和玉石，他们的畜牧经验、瓜果栽培技术也丰富了汉人的生活。
市集上，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却少了许多因误解而生的争执。
通婚现象也开始增多，一个既能说流利胡语又能写一手漂亮汉字的“双语”混血下一代，正在西域茁壮成长。
西域都护蒯通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发现自己需要亲自出面处理的部落纠纷越来越少，郡县官吏的政令推行得愈发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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