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
又一条线，又一张网。
但她没有选择。
她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她继续看着窗外的朝阳，看着那金色的光芒一点一点吞噬黑暗。
新的一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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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都，某部委大楼，晚上八点
秋天的帝都天黑得早，不到七点，窗外就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暮色。
陈处长坐在会议室的长桌末端，面前摊着一份刚刚打印出来的红头文件，文件抬头有几个触目惊心的字：“关于调整对深瞳工作策略的意见”。
会议已经开了三个小时，长桌两侧坐着十几个人，大部分年纪比他轻，职位比他低，但此刻他们看着他的眼神，让陈处长想起多年前自己在基层锻炼时，那些被审查的干部——同样的疏离，同样的警惕，同样的小心翼翼。
“老陈，”坐在主位的人开口了，他姓周，五十五岁，是某个委员会的副主任，比陈处长的职位高半级，但年纪轻了快十岁。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温和，但温和里透着不容置疑的距离感，淡淡地说道：“你在苏黎世的工作，组织上是充分肯定的，对深瞳的接触、对严飞的了解、对‘牧马人’系统的评估，都很有价值，但你也知道，任何工作都要放在大局里看。”
陈处长没有说话，他在等那个“但是”。
“但是，”周副主任果然说：“最近几个月，我们和深瞳的对抗不断升级，香港那边两百亿资金还冻着，金融市场被搅得一团糟，国际舆论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上个月，几个主要贸易伙伴私下向我们表达了对‘金融武器化’的担忧，这个月，外资流出速度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他顿了顿，让数字的分量沉入每个人心里。
“所以呢？”陈处长的声音很平静。
“所以，需要调整。”周副主任说：“不是放弃原则，是调整方法，对深瞳，不能一味施压，要给台阶下；对严飞，不能当成敌人，要当成可以争取的对象，你之前的方式……可能有些过于强硬了。”
陈处长沉默了几秒。
“周主任，”他说：“我认识严飞的父亲，我看着他长大，我知道他的性格，他不是那种会因为压力而屈服的人，我们越强硬，他越强硬，我们给台阶，他只会觉得我们软弱，然后要求更多。”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几个年轻些的干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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