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春，布尔尼降生之后，盛京藩府的日子，依旧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
燕京那边捷报频传。八旗铁骑一路南下，破城、收地、招降，天下大半渐渐归入大清版图。朝堂上的目光，全都钉在江南的烽烟、各省的安抚，远在辽东旧都的察哈尔王府，早已被遗忘在岁月边角。内务府送来例行赏赐：绸缎、牛乳、金银器皿，不多不少，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是皇家对归顺藩王标准的恩眷，既不厚到惹人猜忌，也不薄到显出冷淡。
府外的人谈起阿布鼐，评语永远是那几句：安分、寡言、喜静，除了读书，别无他好。偶尔有盛京八旗子弟登门邀约游猎宴饮，阿布鼐总是温文有礼地婉拒，说辞永远不变：“府中幼子新诞，太后年高，公主体弱，府内琐事缠身，不便赴会，还望诸位见谅。”
久而久之，便再也没人来打扰。谁都觉得，这一家，已经彻底安于富贵，甘心做盛世之下被供养的藩臣。
可王府内院，那一方被高墙围起来的小小天地，却是另一重天地。
马喀塔生下布尔尼之后，身子损耗不小，产后时常气虚畏寒。她本是太宗嫡女，自小长在深宫，见惯皇权倾轧，心中比谁都清楚这座王府的两面。她爱这孩儿，可她也清楚，这孩子身上流淌着两股截然不同的血脉——一边是大清皇家，一边是黄金家族的亡国遗脉。两种宿命，天生撕扯。
她不会主动向外泄露府中秘事，却也不会主动掺和阿布鼐与苏泰太后、三老的密议。她守着母子本分，悉心照料襁褓里的布尔尼，只是每一次听见内室深夜压低的谈话声，眼底都会浮起一缕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她像一个局中人，又像一个局外客，夹在两个敌对的宿命之间，进退两难。
布尔尼一天天长大。
襁褓啼哭，牙牙学语，蹒跚学步。
王府里伺候的下人分两类。一类是清廷拨来的旗仆，按月要向内务府呈报府中日常琐事，一举一动都带着监视的本分；另一类，是当年跟着林丹汗、额哲一路留存下来的旧仆，世代忠于黄金血脉，行事谨慎，口风比石头还紧。苏泰太后和阿布鼐定下铁规：但凡谈及草原旧事、先祖遗恨，只能等到旗仆退去、院门紧闭、帘幕垂落之后，才敢开口。
白日里，一切如常。
庭院花开的时候，乳母带着小小的布尔尼在廊下玩耍，追蝴蝶、拾落花，笑声清脆，和寻常王府孩童没有半点分别。路过的内务府差人远远看上一眼，只当是个养在富贵窝里、不知世间疾苦的小世子，看过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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