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贞观十四年，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派遣世子高恒入唐，来到长安朝贡，重启中断了十一年之久的两国交往。
荣留王继承高句丽王之时，适逢隋炀帝身死，大唐初建之时，唐高祖皇帝李渊，无暇顾及高句丽。
隋炀帝几次东征高句丽，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也沉重的打击了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初登王位，急需整顿国内秩序。
隋末，隋炀帝因三次举兵征伐高句丽而使国内生变，群起反叛，最终导致王朝易主。
而就在隋朝覆灭的之际，战争的另一方，高句丽婴阳王也在该年薨逝，纠葛的仇敌双方几乎同时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后继者，中原政权的唐朝和高句丽继任的荣留王，当务之急皆是整顿国内问题，巩固政权稳定，都不愿将战争的阴霾继续延续下去。
尤其是作为藩属国的高句丽，为了尽早缓和与宗主国的关系，必须首先拿出积极态度，弥合与中原王朝的裂痕，而这个历史使命便落到了新继位的荣留王的身上。
荣留王高建武，又名高成，是前高句丽王婴阳王高元的同父异母弟弟，婴阳王在位二十九年而未立太子，荣留王高建武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了高句丽王位。
婴阳王末年，高句丽虽然以向隋“遣使乞降”，和送归隋朝叛臣斛斯政为条件，获取了隋炀帝的谅解，但婴阳王仍不肯遵从隋炀帝入朝召见的旨意，表现了其保持着警觉和敌视隋朝的态度。
显然，这与高句丽此刻“国亦困弊”，希冀尽快恢复和平环境的政治需求是不相匹配的。高句丽贵族集团迫切及早解决外忧，以腾出精力稳定国内矛盾，恢复经济生产，以防止威胁其政治统治的事情发生。
而婴阳王的态度，则与此刻的政治需求相悖，惹怒了高句丽的贵族阶层，最终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婴阳王逝世前，已经失去了国内贵族的支持和拥护，其支系的失势也是在所难免。
而荣留王高建成继位伊始，隋因乱失国的教训极大刺激着这位新任君主，所以面对中原王朝，便展开了与婴阳王截然相反的政策态度，积极遣使入唐朝贡，谋求与宗主国恢复的良好关系。
自大唐建国后的十四年间，荣留王高建成先后共九次，派使者入长安，向大唐朝贡，一直与大唐示好。
荣留王高建成对唐态度的逆转，源自于贞观五年，李世民“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高句丽境内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句丽所立京观。
李世民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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