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罪己诏，皇帝并不反感，甚至还有几分侥幸，如汉武帝、曹操、唐太宗一纸罪己诏，后世那个不说他们是明君，加上罪己”言论也属“诏”的范畴，但与布告天下的“罪己诏”，却有很大的不同：前者随时都可发，范围小，不受重视；后者通常都是到了万不得己时，才“诏”的。
这个“不得己”主要是指帝王的生命、皇位、国难之时，像宋朝徽宗赵佶，，他们的“罪己诏”都是面对亡国之难时才做出的。这里说的“罪己诏”指的是末了时的“罪己诏”，不包括重大失误后的“罪己诏”。重大失误后，反对的呼声太强烈，下不了台的帝王，颁布一道“罪己诏”，就能得到原谅，平息众怒，重获“和谐”。这种作用不言而喻了，只要文章做得好，自会煽动起与民同甘苦之情，人民就会相信皇帝是为他们着想的，从而更加顺从皇上的意志。诚如是，效仿的帝王就多了，眼下的局面，虽与他看来，并没到达需要下达罪己诏的地步，但既有这个效果，下个罪己诏倒也不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想到这里，点了点头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天自省，合于古训；有过自责，也算常人修身应有之义。但是，朕自登基以来，国事诸多不顺，天灾**不断，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这话儿的意思倒也不难理解，”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这似乎是古代帝王们经常要做的事。然而，这样的爱民之“诏”，很难让人恭维。因为，灾害有一定的地方性，它到来时，人只能想办法减轻、减少受灾的程度，却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所以，皇帝才舍己“使年谷丰稔”、“以存万国”，这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可能，不过是向天下人“诏”了一句空话而已；其目的是通过这类空话，得到一个“君与民同甘共苦”的好名声。这一点范文巧自是明白，忙躬身道：“陛下能如此实乃天下万民之福啊？“
黎利摆了摆手道：“此乃朕之罪，朕这么做是应该的？不知爱卿所说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范文巧道：“微臣的第二件事，便是让陛下避战求和？”
“这，这万万不可？“黎利眉头一挑，罪己诏虽是罪，但帝王们的“罪己诏”，除了小范围的对面“口谕”而外，公布于天下的就是诏书了。这类诏书，皇帝本人是不会写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阁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论大手笔陆贽的杰作；宋徽宗痛骂自己的文字，则出自宇文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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