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宦官日益参与了决策过程。及时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国家行使职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两者是贤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后世把宣德之治作为明代的黄金时代来怀念，这是不足为奇的，单看他这登基不过五年的功夫，大明已从永乐年的颓废之势上，拉了回来，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整治上，莫不是想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安居乐业上，就是商业上也有体现，如登基第三年，在收拾了几个藩王后，朱瞻基在三杨的辅佐下，开始对商业进行了整治，虽说中国的商业高峰期在宋朝时期，那时候官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民营虽不过是补充，但由于宋朝宽松的环境，所以倒能也蓬勃发展，但到了本朝由于朱元璋自身的出身关系，对商业多有限制，使得明朝初期商业并不如何繁荣，但随着大明国力慢慢昌盛，到永乐年间，朱棣频繁下西洋，迁都，营造北京城，往日不被看好的商业开始慢慢兴盛起来，虽说交易仍十分有限，市场普遍弱小。但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宣德年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大量富余的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刺激了市场的迅速发展，这使得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各地市场繁荣，并日臻成熟。其表现为不仅市场规模大、交易品种多，而且其结构也向多层次、多方位、行业化方向发展，与洪武初年，算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只不过是与宋代官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民营虽不过是补充不同，大明则是国家的商业活动比不上民间，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这一点从罗缎布绢丝棉、巾帽衣服、陶瓷制品、文具纸张、矿冶产品、各种砂糖、日用杂货、药材以及各类农副产品每年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几个作坊，几家店铺，一个小房子就可独立成一户，用不了多久，便生意壮大，与之相比的官家却是不断萎缩。比如丝织业，官营的三大织造局，每年任务看似不少，但算上苏州、杭州、扬州、南京，他们的任务并不重，从最新的邸报上看，仅苏州一地，每年就能生产过百万匹的丝绸，更别说浙江一带，安徽一带了，可织造局也很难完成造解任务，有时甚至完成不到一半，这皇帝大为费解，要说这些倒也罢了，偏偏这些官营的织造质量，也远远不如民营，以至于每每御用之物，皇宫都要派遣太监赶往苏州、杭州一带从民间挑选上等丝绸之物，堂堂大明竟落得如此地步，让皇帝面上无光，消息传来，让宣宗甚是震怒，坐了五年的龙椅，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对于皇权的驾驭能力越来越熟练，这位皇帝的威严也越来越重，见皇帝发怒，平日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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