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官员和胥吏。
他们是旧朝税制的直接受益者。在神宗朝时税入最多的年份，粮、草、钱、绢，还有，折合成钱币，大约是八千万到一万万贯。但在抽税的过程中。却足有两到三倍的数额，流失到各级官吏手中。
这并不是赵瑜的臆测。当初为了计算江南百姓的家产和购买力水平，以便决定是否将玻璃、铁器大规模生产和倾销，他曾经在江南诸路选出六个有代表性的县——有以农桑为主，有以茶树等经济作物为主业，有以盐税为主，还有处在通衢要道，以商税为主——并向这六个县派出大批人手进行深入调研，并直接收买衙门里的吏员，复制了全部档案资料。
最后用了整整一年，搜集的资料和报告得用车装。得出的结论就只有一个，不杀光当地税吏，东海铁器也许还有点出路，而造出来玻璃器皿根本不会有多大的市场。
天下胥吏皆可杀，这不仅仅是宋代被胥吏们欺骗和玩弄的士大夫们的悲愤之言，也是每一个被贪官污吏借助自己的身份和权柄，抢去了所有家产的农民的心声。
为朝廷收一贯税钱，放入自己腰包的就能有三贯，虽比不上明代嘉靖年间征收矿税的一比十——皇帝每到手一两银子，派往各地的征税太监们就能拿到二两银子，地方政府的税吏就能到手三两银子。而各地的地痞无赖就能到手四两银子——但也足够触目惊心了。
而赵瑜的诏令，把繁杂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各色苛捐杂税，削繁就简，归并为一项。一下便将税收稽征手续简化到最少，自然便减少了税吏们欺上瞒下的机会和油水，同时也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各项开支。
这些开支并不是税入粮赋在转运和存储过程中的损耗，那些永远都是加诸于百姓头上，而是减少了税簿造册、隐户稽查等工作，针对农民的税用账本，也只剩下田籍和五等丁产簿两项。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还有地方的财政监察权，不仅仅是税收要存到在钱庄分号中那么简单。”陈秀安在赵瑜和一众宰臣面前侃侃而谈。
他是减税政策的倡议者、鼓吹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免去苛捐杂税，对于农村购买力的释放，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江南农村市场得以打开，对于工厂主、工厂主背后的三大钱庄，以及三大钱庄背后的皇宋楮币局来说，都是个天上掉下金元宝的好消息。
而商税的收入，以及商品出厂时的印花税也会因此水涨船高，这也是赵瑜不遗余力赞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大规模的商品倾销，日后肯定会造成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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