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东西是蛆虫，公社干部的孩子是蛆虫的孩子。
他还看到大瓦房、自行车、电灯、电话……人们穿的衣服,叫不出用什么料做的,都那样鲜艳。晚上熄灯以后,他开始想:不一定哪天,自己无意中拣一块狗头大的金子。卖钱以后,先给母亲买一块布日其其格花布料,做衣裳穿。给家里盖两间砖房,用红砖铺地。自己买一辆自行车骑,这样天天能回家。邻居家的山丹，跟我从小都在一起。我俩特别好，随便怎样跟她玩，她都不拒绝我。给她买东西吧,她爸爸肯定打我，干脆给她50元,让她自己买。西村的牡丹呢,有一次我摸她的脸，她向老师告状，我挨了好一顿批评。还有一次，我写一封信放她的书包里，她看都没看，哭着嚎着交给了老师。幸亏我没写自己的名字。老师找男生们一个个写“牡丹”二字，进行比对，最后怀疑我。我死活没承认，才幸免于难。所以一分钱也不给她。还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八个人,一人40元。还有大叔小舅,小姨大姑的,多少呢?一家30元……他突然想:这样分是不是不够呢?他重新算了一遍，觉得还不行,算了第三遍、第四遍……不知算了多少遍,反正一宿没睡。他最后想:这块金子捡是能捡,没问题，就是捡完怎样花钱太难了。从此,阿嘎尔落下失眠的毛病。
还有一次一宿没睡。他想:初中毕业,自己戴红花光荣回乡,很快当了小队队长。再拼命干一年半载,当了大队长。五舅当过国民党，我写100篇大字报,狠狠批判他,就当了公社书记。我领大家大年初一还干活，谁不好好干,就抓谁,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几年就当了旗革委会主任。以后更顺利,一路提拔,谁也挡不住，最后当了国务院副总理。那时早娶了牡丹。山丹可能很难过,我就把她安排到公社招待所当服务员。这样每年回来，都住在招待所，跟山丹呆一起。
阿嘎尔绝对是一个情种，少年时候就这样同时恋山丹和牡丹。他把两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纸条上，揣在怀里，睡觉也不拿出来。趁没人，经常偷摸看，还贴在嘴上亲一亲。
去旗里参加红卫兵大会。有一天下午自由活动，阿嘎尔楼上楼转一圈，回房间问同学：“这楼里的服务员认识我？见我都笑，还给我点头哈腰呢。”从二楼下来，在一楼大厅看见总台后墙上的几个表，仔细看，渐渐明白——莫斯科，苏联修正主义，纽约，美帝，东京，日本法西斯，都什么破表，只有我们中国，放之四海而皆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北京表最准。
走出招待所，看见一高塔。“好厉害呀，把井都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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