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短暂来部队给我带来不少家乡的信息，大多是家信中没有提及的。
都是好消息！
大哥结婚后分了家，把张家大院子后面三间房子分给他们。
大哥从小为家庭出了很多力，没有给他们一分债务，也没有要求他们其他的负担，这在农村是很少有的。
家里又在靠近大马路边上造了三间新房子。
新房子边上都是黄泥土层，公社里建海塘用得上，大哥和二哥把黄泥挖出来论车卖给他们，既平整了新房的院子，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家门口的海塘已经合拢，里面计划养殖对虾。
出村子的路，沿着建海塘开山挖石后平整的山脚，重新建了一条，都是zF出的钱。
故乡的山村从此告别了出门爬山的历史！
母亲还告诉我今年家门口海边鳗鱼苗旺发，那种细如发丝的小东西很值钱，有专门的外地人来收购，一条2一3元钱，大哥他们也抓了不少。
随着周边建设项目的增多，沙泥变得很紧俏，两位哥哥在自己的承包地里挖沙卖给人家，一拖拉机能卖10多元钱。
“路通了，信息灵了，钱好赚了。”
“和你在的时候变了很多！”
听到这些我很兴奋，也很高兴，感到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正在惠及我的家乡和亲人。
我也把自己想在部队考试和奋斗的想法告诉母亲。
母亲很淡定。
“回老家去也很好，公社的机械厂肯定能去。”
“你识字识算不会比别人干得差。”
我理解母亲，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子女们能在她照应到的范围热坑热饭，就是理想中的生活。
或许她也是在给我宽心，“家有三分薄地，怎么也饿不着你！”
平凡的母亲讲不出豪言壮语，但这些朴实的话语给了我强大的精神支柱：
不必为三斗米折腰！
母亲还带给我一条令我非常惊奇的消息：“阿拉台湾大大回来了！”
舟山话“大大”就是叔叔。
不过不是亲叔叔，但他是整个族系中与我母亲最近的一脉。
母亲14岁时看着他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抓走，哭得惊天动地。
我知道当时台湾与大陆还没三通，好奇的问：
“怎么回来的？”
“他们一帮人去日本旅游，投靠大使馆转上海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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