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书院筹办阶段，他便开始与被聘来任教的几位常识渊博的故交，就这些实际情况做了深入的沟通，而能被房玄龄看重，并费心请回任教的人，自然也不会是些不通世事的木头人，对于房玄龄的担忧和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定下来的教育目标，他们也是极为认同的。
在这种前题下，致知书院的课程安排，就显得格外地与众不同。房玄龄将永宁那份脱胎于勤工俭学的节流计划，改头换面，结合实际情况重新安排之后，学生们在书院期间的学习安排，便被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便是理论学习，另一部分却是实务学习……
对那些寒窗苦读多年，只等着一朝跃龙门的学生来说，都不是很能理解书院的这番安排，毕竟在这些读书人看来，他们的正事也只有读书一项，至于书院安排的那些需要非常接近大众的“工作”，在他们眼里就是不务正业。可是心里别扭归心里别扭，纵使有心反抗，可是在李治被永宁特意打发过来发表了一通很看好致知书院在这方面的安排的言论之后，便再也没人敢多说些什么了。毕竟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那么又怎么敢在这个时候跟着皇帝对着干？皇帝既然说好，那么便是不好，也是好的
不过在经过了大半的学习与实习生活之后，不少有慧根的学生就已经多少都有了些不同的领悟，在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进步的同时，也隐约地明白了书院这样教导他们的用意，心底涌起的感激便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了。
而与致知书院一起问世的《格物论源》，在经历了初期的好奇之后，已经稳定住了一部分的读者群，而且也由于开刊时由房玄龄亲自邀稿的几篇重量级文章的出现，又有永宁、房遗则的精心策划，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已经在悄无声息之间开始了萌芽了。
在《格物论源》之后，不少人都对刊物这个新奇的东西发生了兴趣，一时之间去相关部门申办刊物的人是络绎不绝，但是在李治的三令五申之下，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却是没胆量在这个时候给谁开后门的，可是即使是严格按着规定来办，仅仅半年时间，长安城便多出了两份报纸，四份期刊。
在永宁暗地里的大力支持之下，房遗则背着房玄龄，又悄悄地申办下来了一份报纸的刊发权。这份中规中举的报纸的命名权，却是被李琮抢到了手，五皇子殿下以围观党的身份，在听房遗则详细描述了报纸的内容和功能后，貌似不经意地给起了个《大唐上下》的名字，然后同样的围观党李治和永宁便很给面子地表示，这个名字很好，再然后房贵则便抽搐着眼角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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