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皇帝在江南发布《国法广议诏》，宣布将推动英华“变法”。此“变法”非往曰的变法，依照旧朝标准，英华那是天天都在变法，这个“变法”说的就是变革律法之制。
看了诏书，正在热议李煦案的国人此时才算明白，皇帝是从国体的高度来看这一案，压根就不是跟皇妃的宫闱之事。
皇帝在诏书里提到了多项变革，引得一国震动。
一是改法司为法院，设置有国、省、府、县四级，之前乡镇区的法正另有处置，不列入法院体系。
二是法院的职权大幅更改，有增有减。商部的商庭并入法院，但又在尚书省设置了律部，负责公诉之事，同时管理所有讼师。法院对律部没有行政管辖之权，这就意味着英华司法的控判要完全分开。
第三项是在刑民案里全面引入讼师，而新设律部就是管理讼师和诉讼流程。为此英华将实行讼师资格制。讼师的资格门槛，以及公讼私讼的调和补剂，皇帝自不会拟定细节，交由相关各方商定。
第四项则是将民案交归地方，法院只负责商刑两案的审裁，涉及婚姻、家产、孝悌等等民事纠纷，由省财政所支撑的乡镇区民庭处置。跟法院不同，这些民庭都以调解为主，民庭调解和初审失败，再转交法院审理。
这四项变法仅仅只是大面上的规划，具体细节需要政事堂和法司协商敲定，估计到年底才有定案，明年才开始逐步推动。
就李肆而言，这项变革也只是过渡，但已埋下了几条线。首先当然是向现代司法体系转型，其次是兼顾了地方分权。
将民事案尽量转交地方，一方面是减少中央财政支出。如果是将原本一直延伸到乡的中央司法体系全部转向现代司法体系，增加的人力、场地和办公费用就无比高昂。计司粗略估计，法院和律部的常规财政支出将增长八倍以上，才能满足转型后的需求，总额高达千万两白银，这是目前英华财政难以接受的，还不计法学院校的建设投入。
如果将中央司法体系从民事上退出来，费用只是三分之一。而地方也能根据现实所需，逐步完善地方司法体系，中央统一规划的种种弊病也能避免。
另一方面，这也是扶持地方分权的一项举措。地方获得民事裁判权，必然要主张民事立法权。而华夏各地民情大不相同，由中央一刀切地规范民法细节也不现实。根据权责对应的原则，让地方拿到民事立法权，也能更大程度地贴近区域民情，确保社会稳定。
当然，先让法权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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