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原生猪种有多少呢，李孟羲不太清楚。
据说，水稻专家在野外寻找野生水稻的时候，说随着发展和环境恶化，野生的稻种，越来越少了。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物种数量是朝越来越少的趋势变迁的。
大致就是说，时代越久远，物种种类越杂。
可能，汉代有三十种比较常见的猪种，到了明代，中原本土的常见猪种，就只剩十种了。
到了现代，本土猪种就剩四五种了。
那就是说，李孟羲若是想在汉代进行大规模的育种，生物种类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如果有三十种不同的猪类可供选育，最终，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或许，真能培育出一种性价比极高，经济效益也极佳的猪类。
到时，只凭借选育猪种这一项成就，便可名传史册了。
纵然，儒家人看不上育种技术，但是，到了科学辉煌的时代，时代会给予公正。
猪可培育，难点只是要有人力物力。
专业的农业科学家完不成的事，李孟羲觉得自己可以完成。
为何？
因为专业的科学家也需要资金支持，育种是庞大的系统，没有资金支持，一个人单干，极难能出成绩。
而李孟羲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他有信心在日后，有足够的权利调集人力物力。
只这一点能随意调集人力物力的能力，就是很多科学家所没有的。
种猪可以培育，虽然难度极大。
难度大在，饲养猪的成本高，和育种时间长。
猪可以育种，鸡鸭就更容易了。
猪一年一胎，一胎七八个猪崽儿。
而鸡鸭，一年百十个蛋，其中受精卵假设有一半，也就是能孵化五十个雏鸡。
而鸡鸭从雏鸡到成年，两三个月，足够。
也就是说，猪一年仅可杂交一代，鸡鸭一年可杂交四代。
再比较其他成本。
从各地把不同种类的猪运到一处，猪那么重，运输成本极高。
而鸡鸭运输起来，简单多了。
鸡鸭育种，比猪更容易出成果。
鸡可分肉鸡和蛋鸡，一种长肉快，一种产蛋多。
而具李孟羲所知，好像在二十一世纪，日常见的鸡种之中，没有一种产蛋多同时又长肉快的种类。
猜测可能是决定生长和决定产蛋的这两个基因，是无法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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