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这般现实的情况，刘旸最终选择了妥协，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选择。也正是触及到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刘旸才决定及时刹车，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君主专制帝国，有些问题，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只能改良，而不能改革，因为改革必死，必乱。
也正因如此，作为世祖皇帝的第一继承人，刘旸对他老人家开拓策略的理解，才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理解。
尤其是经历过“川蜀之乱”后，对所谓的“泄洪所”，才有了一丝豁然开朗般的明悟。
显而易见的是，新税制下的大汉帝国，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下，统治阶级要么完成一场自我进化，进一步强化对帝国、对黔首下民的控制，要么就只能在不断地捂盖子、压矛盾的过程中筋疲力竭，直到帝国尽头，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的，仍然只可能是改良。
而就当下的雍熙王朝而言，能够做的，也致力于做的，还是调和阶级矛盾，这也是刘旸正在进行的“新政”的本质。
至于税改，平心而论，到此时的程度，不管是朝廷权威所及，还是官吏能力所限，亦或是既得利益者的忍受，导游到达一种极限平衡，再不依不饶，对所有人都不好。
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风向已经逐渐改了，这种变化身处局中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并自上而下，层层传递下去。由此，大汉帝国从中央到地方，方才恢复了明面上的风平浪静。
然而，真的能静下吗？
妥协后刘旸与大汉朝廷，并非没有退后半步，相反，在“调和路线”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法制的口号每月每日都在喊，雍熙四年春闱录取的明法科进士人数破天荒地达到了78人，对于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打击，更是坚决如初。
这是真正被刘旸视为“执政方针”的东西，也是人治体制下，维护体制、巩固统治的做法，历朝历代，但凡能做到刘旸这样的程度，距离所谓盛世也就不远了。
因此，在刘旸登基后的第四个年头，大汉帝国整体上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清明、军事强大、文化繁荣、经济活跃、社会矛盾缓解的状态，帝国开始在他的统治下迈向下一个巅峰。
但是，该有的问题，它依旧存在，哪怕朝廷压制得比较厉害，并且，时不时地还能来一个“惊喜”。
比如呈收敛姿态的权贵与地主们，他们当真老实了吗？事实上，在朝廷监管不及的地方，一切都是照旧的，朝廷的每一项规定，每个制度，都有避让的余地，他们也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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