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八年，秦军与魏军在元里交战，斩首敌兵七千，顺势攻取了少梁城；
秦孝公十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大良造，派他攻打魏国旧首都安邑，安邑魏军最终被迫投降；
秦孝公十一年，商鞅包围了魏国新建的固阳城，迫使守军投降；
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挥师东征魏国河西，俘虏魏将公子卬，大破魏军，扩地至黄河岸边，他也因此被封为商君；
秦孝公二十三年，秦军与三晋联军在岸门激战，俘虏敌将魏错；
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大荔围攻合阳城，半途而废，因为秦孝公在这一年去世，商鞅则被秦惠文王车裂。
在上述战争中，只有秦孝公八年的元里之战明确记录斩首七千，低于“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的盈论标准，但远超野战斩首二千盈论的标准。此战的目标是攻占河西之地的交通枢纽少梁城。秦军先野战后拔城，完全符合野战盈论标准，统兵大将可以连升几级爵位。
问题是，指挥元里之战与岸门之战的秦将姓名失载，我们不好直接算作商鞅本人的军功。合阳之战尚未分出胜负，秦孝公和商鞅就先后去世。
确系商鞅统兵的三次伐魏作战，没有留下斩首纪录。我们不知道他在大败公子卬的魏军时有没有达到斩首二千的野战盈论标准。迫降安邑之战与迫降固阳之战无疑属于“攻城围邑”的况，但这两仗兵不血刃，说不定一颗首级都没砍。
由此可见，商鞅自己在攻城围邑之战中都未曾达到“盈论”标准，哪怕把斩首最多的元里之战算作他的战绩，也还差一千颗首级。
不过，细心的朋友已经注意到，商鞅在统兵伐魏时已经是军功爵级别最高的大良造了。那时候的秦国还处于爵职不分的阶段，许多爵位也正是官职。比如，商鞅刚变法时担任的左庶长，就是军功爵的第十级爵位。
大良造是秦国传统官职，秦孝公任命首席执政大臣商鞅为大良造，利于统筹军政，赢得对魏战争。由变法总设计师直接担任统兵大将，这实际上已经跳过了普通士兵逐级升迁的常规轨道，具有特殊。
至于商鞅后来因战功而得的商君封号，其实不在早期军功爵的序列中，那是秦孝公特赐的诸侯待遇。直到秦统一前后，秦国才在军功爵制了增加了彻侯、关内侯等高爵，把十八级军功爵发展为二十级军功爵。这是后话了。
新的问题来了，商鞅为什么把攻城围邑的盈论标准定得比野战高那么多呢？既然新军法以斩首授爵为核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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