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但凡是有两面性，一旦晋国吃下这剂毒药，晋国将陷入长期的通缩、通胀的反复经济动荡。而咸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业进步，令咸国市场进入新经济模式，形成高度完整的上中下产业链。
晋国作为基础原料市场，其对咸国的市场的依赖将日益严重，同时咸国的进步会像吸铁石一样，将资金引流向咸国，而国外资金日益空洞。
晋国再想动兵，其结果是国内经济不振，咸国日益富强，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其已无胜算的把握，而唯一有用的反倒是被晋王冷处理的西寰。
于是陵山银矿事件后，西寰在晋国国内的威望日盛，其母王太后病故后，王太后党羽非但未被晋王分化吸收，相反依赖西寰输往晋国的利益纽带，联系更为紧密。
晋国效法咸国改革只是冰山一角，卫、宋、徐、志、梁、长孙等大国陆续推行土地改革，但至645年，除公良氏外，鲜有能大成者，充其量窃取咸国农业和耧车技术后，农业产量大幅增加。
而归根到，改革的根本是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变革，前者代表了生产关系，后者带来生产力，最终引发的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如何处置利益过程的再分配，往往决定了改革的成败，而咸国具备了变法的基本条件。
至盛元644年年底，经二十年努力奋斗，百里燕基本实现盛元625年“以商代政”的目标，然比当初的计划更为宏伟浩大。
盛元年，诸侯相安无事，中原进入数百年来前所未有之黄金时代，同时咸国农业技术的流出，使得各国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各国推动变法的动力渐增。
同时期咸国率先走出战争泥潭，人口增加至一千七百余万人。得益于宽松的政策环境，低廉的财税负担，进一步刺激了人口增长，这其中卫国的“帮助”功不可没。
大批东逃逃入咸国境内的难民总计超过两百七十万人，进入志国的有近八十万人。
名田、秋郡、原山、德康四郡县移交卫国前，迁走了人口三百余万，然卫国接管四郡后，出人意料的非但未迁怒于咸国，相反心中窃喜，甚至曾几何时可能还在骂咸王蠢。
百里燕琢磨很久，一直没搞清楚卫王倒底怎么个心态。
农耕社会人口是第一生产力，人口意味着国力，卫国白白损失三百多万人口，外加难民，里外就是小六百万人，其却不做任何动作，让百里燕担心受怕了好久。
直到后来才明白，卫国其实有一种“殖民者”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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