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族企业，几乎垄断了全部工业品和新式生活必须品的生产，小到针头线脑锅碗瓢盆，大到工业设备，无不需要永兴侯府与司农府一手包办。
早几年问题还不大，基本盘做大后，单纯的朝廷生产和调控，已不能满足市场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这就需要将部分生产下放至民间资本。
王眷事件也再一次让百里燕意识到，经济重心过于集中于一处带来的局限性逐渐显现。
当此情况之下，将无关紧要的产业下放至民间资本，由市场自己的供需关系决定部分资源配置，以减轻中枢调控的压力，同时也能激发地方用工和经济发展。
其次，民间资本还包括权贵资本，谨慎的放开有必要筛选，于是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既要避免既有的贵族资本籍此机会大肆扩张与民争利，同时又要让新兴民间资本为我所用，而且是安全可靠，这就不得不用一些红顶商人。
既能在官府与民间两边都吃得开，而又有资本的私人或者下海的官员。
如此又造就一批游走于官商民之间的新贵利益集团，控制的得当是福，控制不当便是祸。
百里燕手下商业上没多少可用之人，大都是军事、技术、科技和学者类的人才，商业人才都在百货堂蜗居，谈不上有什么开拓精神。
因此只能依仗卤侯和轩亭两家，最可靠的仍是在他们直系子孙中先择一匹精明强干之人作为种子，发展五年十年，再以他们为基石，像发豆芽一样，由他们自己发展人脉和下家。
但如此以来，个人就必须放弃现有的安逸生活，前往新附四郡开拓新的经济空间。
今日但凡与会才俊，即便得不到美人，百里燕的定调也给了他们飞黄腾达的机会，因此今天没有输家，但想要赢得人生，必须放弃现在的安逸生活，而且也是有保障的。
最后，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归根到底仍是经济工具，过于自由化与过于计划管制，都不利于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强调谁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尽早的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日后推动经济转型和民营资本参与运作，减少政治阻力，最终达成以民间资本挤压那些个保守权贵集团的目的。
问策持续了三个时辰，没有人争论对或者错，百里燕提出的三个问题本质上也没有绝对的对和错，都是有机的整体，缺了任何条件都玩不转。
更多的是让薛氏子弟中的某些聪明人明白，他百里燕要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一桩婚姻，而是既能建功立业，又能大干一番事业的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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