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皆无语,就连年幼的越王杨侗都觉得韦津这个民部侍郎做得太过了。
东都和西京的矛盾太大,迁都的背后不仅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是关陇贵族集团及关陇地区利益的损失,是关陇人、山东人和江左人之间的激烈博弈,还是改革和保守、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制之间的一次强烈碰撞,所以都城虽然迁了,甚至迁都快十年了,但因为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越来越大,关陇人又竭尽全力予以阻挠,再加上圣主一次次南下北上巡视四方,还连续动了西征东伐两场对外战争,导致中央始终没办法把精力完全集中到迁都一事上,很多细节性的和根本性的工作都没有完成,甚至有些工作因为阻力太大都没有正式启动,结果便形成了两京共存之政治畸态。
两京共存的政治畸态,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城池、禁中、中央府署都去了东都,人也去了东都,但心却留在西京,东都只是个躯壳,而西京则是灵魂。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大政治集团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也不能理解为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更不能将其解释为中土展壮大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而是对国之权柄的一种人为的割裂和伤害,集权的步伐迈得太快,走得太急,已经远远越了中土所能承受的极限。中土历经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刚刚统一不久虽然吃饱穿暖但距离元气的恢复尚遥遥无期,它终究还很虚弱,任何急功近利或者拔苗助长的不当疗法都会给它以致命一击。
面对现状,东都的想法是,等我把内忧外患解决了,赢得了一个长期且相对稳定的国内外大环境,我就动手把西京这个痼疾根除了,而西京自始至终就没有放弃夺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西京的想法是,想方设法不遗余力竭尽全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持续不断地破坏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最终达到摧毁东都之目的。
今日东都的这场危机,实质上就是源自两京之间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始作俑者就是西京,西京就是危机背后的幕后推手,就是危机爆的源头。
如果东都代表了改革、激进、新生和未来,那西京就代表了复旧、保守、腐朽和没落。杨玄感、弘农杨氏以及所属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政治理念本质上是保守和腐朽,是西京政治利益的代表,所以在东都的眼里,杨玄感及以他为的叛逆同盟与西京的利益诉求完全一致,两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西京不但不能信任,更不能让西京军队进入东都战场,,那纯属引狼入室,自寻死路。
现在韦津竟然公开提出要去西京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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