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船漕米进京，沿途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譬如过闸过淮费、催儹费、剥浅费、屯官费、仓储费，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且这些费用既不用地方政府承担，也不会归入朝廷财政，理所当然地便成了沿途收费者源源不绝的岁入来源。”
“这些费用还按照职位、权力的大小层层分配，只要一人有心、有本事收费，则一省大小官吏自上而下无不利益均沾。”
“因此在忽必烈看来，漕运关乎的是国计，而在蒙古官吏、豪强看来，漕运却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朱翊钧道，
“难怪蒙元朝局摇摇欲坠之时，妥欢帖木儿竟还会拨出巨款开凿新河，他或许是听信了底下官吏的奏报，这才不惜工本地遣贾鲁为总治河防使罢。”
张诚点头道，
“贾鲁并非无能，只是治河一事，从来牵扯甚广，据说蒙元时，有些地方官员甚至不惜以制造水灾为名，欺诈朝廷投入巨额治水资金。”
“这些官吏一面借口治理黄河水患，大肆侵吞朝廷的财政拨款，一方面利用修筑河堤大坝为名，向上级索要修缮经费。”
“蒙古人治水并非不用心，可每年五、六百万两的工程费用大部分都被河运官员中饱私囊。”
“这些官员得了好处，又可以拿着从漕运中赚到的银钱去四处贿赂，打点升迁，滥邀官职。”
“这些官吏为从中渔利，甚至不惜抬高运河水位，置黎民百姓身家性命于不顾，昔年红巾军起兵于贾鲁治水之时，则足可见蒙元漕运之乱象。”
朱翊钧终于明白了为甚么黄河从元朝治到了清朝，整整治了七百多年还没治好。
漕运利益集团如此之大，牵涉官员范围如此之广，难怪即使是当年斗倒了高拱、风光位列首辅的张居正，也不敢与漕运集团正面交锋。
“确实如此。”
朱翊钧缓缓道，
“漕运之事如此棘手，想来忽必烈也是束手无策罢。”
张诚应道，
“纵使是蒙古人，也只有费心治、慢慢治，才能让黄河一点一点地好起来。”
朱翊钧反问道，
“那最后蒙元的黄河好起来了吗？”
张诚笑了笑，避重就轻地回道，
“皇爷有潘季驯这样的能臣，在治水一事上，一定胜过蒙元百倍。”
朱翊钧低头沉默几许，忽然扬唇笑道，
“张居正也未曾胜过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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