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郑厉公复辟事件，诸侯伐宋就会成为本年度影响力最大的事件了。
当年郑公子突在流亡宋国时“被迫”登上君位，又在君位上被迫流亡他乡。他在成为君主的二十八年中，有十五年的光阴是在流亡中度过的。
郑厉公是个性情坚韧、信念执着的人，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为夺回属于自己的君主宝座而努力。
祭足在郑厉公即位初期便已经显现出专权的端倪，厉公正是因为刺杀祭足失败才被迫逃亡。祭足立子仪为君之后，便把统治大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大臣们全都跑到他的家里去处理公务，一切国事必须通过他的批准才能去做；他出入各种场合的排场比子仪还大；子仪宫前则门可罗雀，只有几个卫兵有气无力地立着，人们几乎忘了这里还圈着一位君主。
新郑人十分畏惧厉公（因为他性情凶狠且非常善战），并且考虑到栎邑城高池深、背后还有楚国人撑腰，所以不敢轻易对栎邑采取行动。
专制者总是把个人利益至于公众利益至上，而不在乎国家大义；祭足不去考虑如何解决国家分裂的危机，反而以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混日子。由于害怕危险、害怕别人的功绩超过自己，他甚至不许大臣们提出统一国家的议案；祭足在郑庄公时期是国家首屈一指的功臣，现在却成了国家最大的祸害。
那个老国贼直到鲁庄公十三年才以八十岁的高龄去世，他的死亡使国家政局突生变数。原来，祭足的党羽也分为若干派系，各派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时常相互倾轧。子仪则利用派系之间的矛盾，迅速对祭足的党羽进行清算。这样一来，栎邑的忧患还没有消除，新郑内部又发生动荡了。
子仪采取的恐怖手段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很多人因为害怕受到牵而连选择了逃亡，留下来的人也终日惴惴不安，官署外面门可罗雀，里面没有官员办公；国家机构几乎陷于瘫痪，整个社会活动几乎都要停滞了。
流亡者和宫廷里怀有贰心的人都在谋求另立新主，郑厉公便向那些人抛出橄榄枝；流亡者几乎挤破了栎邑的城门，他们的加入极大地加强了郑厉公的实力。晋厉公见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便集合了一支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奔新郑而去。
栎邑军首先攻陷了大陵要塞，活捉了守将傅瑕。傅瑕是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信心满满地准备迎击郑厉公，但是身边却出现了叛徒。叛徒趁他夜间巡城时把他捆起来交给了敌人。郑厉公十分憎恨傅瑕：就是这个人十几年来一直乐此不疲地给自己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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