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激进、太超前了；不要说国人，就是一般的大夫也理解不了。况且如今到处都是胡干乱干的人，把激进的政令交给那帮连《大武》都能念出下流味道的歪嘴官员，国人又怎能忍受？
然明也不住摇头道：“我是没品出哪好。子产发布苛刻的政令，其后果会造成大夫们贪婪无度；以贪婪制法，后果当然能想象出来。而且姬姓诸侯中应当是蔡、曹、滕先灭亡吧！恶法逼人而违背周礼。国氏应当是最先灭亡的吧？郑国会先于卫国灭亡，政令逼人而无法可循。制定政令不依法而依内心所愿；国民各有其心，谁还会维护公室？”
子产公布了刑书后，围观的国人一连数日将它围得水泄不通。公室内外反应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刑书遭到了保守的领主阶级的猛烈抨击，但是国人中的有识之士却表示强烈欢迎。
数日之后，国人对刑书失去了兴趣，但是有位年轻人却手持竹简与笔墨，一丝不苟地将刑书抄写下来潜心研究。这位年轻人就是华夏律师的鼻祖——邓析。
叔向听说郑国发生的事后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信中说：“我当初对夫子充满了期待，但是现在却改变了想法。先王考虑罪行之轻重进行决断，从来不依据刑律，怕的就是民有争辩之心。即便如此也不能禁止争心，所以才用大义进行防范，用政令进行纠正，以周礼进行规范，以信用进行约束，以仁爱进行教导，建立百官以劝其顺从，对敢于犯刑者进行严厉惩罚。
“但是先王又唯恐上述方法不能奏效，又以忠诚进行教诲，以奖赏鼓励行善，培养人们的专业技能使其拥有一技之长；用温和的政令使用民力，严肃认真地对待人们的诉求，面对国民要显示威严，对犯刑者的判罚应当坚决果断。而后还要寻求圣哲的执政者、明察的大夫、忠信的邑长，慈惠的老师，如此国民才可以服从政令而不会发动叛乱。
“人一旦了解法律就会对执政者产生怠慢之心，并且寻找其中的漏洞而争夺私利，而抗辩的依据恰恰就是刑书的内容！贪人如果侥幸成功、尝到甜头，就会不遗余力地制造纷争，到那时公室就会被无数贪人所包围了！
“古时，夏发生动乱出现了《禹刑》，商发生动乱出现了《汤刑》，周发生动乱出现了《九刑》；三种刑律的制定都是前世之人所作。君主大夫对其内容秘而不宣，只在处罚罪犯时寻找依据。
“如今夫子执掌郑国，所发布的政令多为国人所指责，现在又公布刑书以引起国人纷争，用此种手段安国安民，不是太难了吗？《诗》说：‘仪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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