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两国的外交中，战与和都是策略问题，所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尤其在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之下，议和并不等于卖国。李世民英雄一世，称臣于突厥一事在正史上是极力回避并淡化处理的，事实上李世民不但称臣于突厥，还使用过突厥授予的“狼头纛”。同样，在鄂州之役中，贾似道与忽必烈不过是议和而已，并不像《宋史》所说“称臣”。考《元史?世祖记》，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当时蒙哥汗刚刚身死，贾似道已经知道，遣使约和之日，正是忽必烈决定退兵之时，哪有称臣之理！此时如能达成合理和议，亦未始非为好事。实则宋、元兵事之开，乃史嵩之等侥幸邀功之心造成，至贾似道之时，宋朝已颓象四露，这并非贾似道的责任，相反他是背包袱的。而后来在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力主杀贾似道谢天下的陈宜中，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是何表现呢？史书中是这样说的：“元兵将至临安，宰相陈宜中，遣使乞降，求称侄纳币，不从，则称侄孙，伯颜亦不许也。”侄子做不成，就要做侄孙，连侄孙也做不成，自取其辱，后世之人读史至此，也只能摇头叹说：“亦古之所无也。”
比较贾似道的武略，在文治上，贾似道更有可取之处。自“端平入洛”到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南宋的经济已经崩溃。于是贾似道推出了让他被骂了千年的《公田法》。公田是没收不法官僚的大量土地，逃户、尽户、没人继续被政府收回的田地，江河淤积的沙田，还有军队开垦的营田的统称。在宋高宗赵构时期，除一部分划为寺院、学校外，其他公田全部卖断给私人经营。通过变卖公田，政府在短时间内迅速融进一大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这笔钱70%上交朝廷，30%留给地方，除了用于军费之外，还可以减少人民的苛捐杂税，在战争时期减轻政府、人民的经济压力。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卖断公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理宗时期，公田因为买卖，数量已经减少，而买公田的，恰巧是富商豪绅和官员。一方面是朝廷经济崩溃，一方面又要筹集军费。贾似道只好推出“公田法”重新为朝廷筹钱。《公田法》的具体实施建立在限田制基础上，首先将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再租赁出去，倘若每十亩可收六七石租米，就能解决军粮、会子、物价等问题。最初回买公田的对象是官户超标之田，定下的标准是一品限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公田法》直接涉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理宗下不了决心，贾似道表示将甩袖不干，辞官归田，理宗这才同意在浙西平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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