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儒家对于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孟轲继承、发展了春秋以来民本思想的精华，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荀况则认为君主是“管分之枢要”，主张尊君爱民。在处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仁和礼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与儒家相反，法家则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认为国家是君主的私有物，“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应该用法、术、势统御臣民，使臣民慑服。墨家的政治思想也有明显的君主至上倾向，墨翟认为，君主是善言善行的代表，应该由君主“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使臣民的言行意志都统一于君主。
儒家提倡人治，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所谓人治，就是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聪明才智、在群众中的威信、以身作则的影响力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为了实行人治，儒家特别强调君主和官吏们的道德修养和爱人之心。孔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并强调“为政以德”。孟轲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荀况尤其强调礼的作用，认为礼是安定社会秩序、稳定等级结构的根本保证。儒家人治主张的实质是伦理政治。法家主张实行法治。他们认为法是约束民众行为的最有效工具，是国家致治的根本保证。法律分明，即使才能平庸的君主也能治理好国家。他们还强调“刑无等级”、轻罪重罚等原则。法家的所谓法治，强调的是严刑峻罚，依靠暴力来治国，他们信奉的是“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的政治哲学。他们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法治原则，但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他们所倡导的法治原则和他们所倡导的君主独裁原则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他们所提倡的法治，实际上就是强权政治。道家更是在这一问题上走上了另一极端，一方面认为圣人治天下就是乱天下，另一方面又主张君主无为而治，通过无为政治，使臣民处于一种无知无欲，安于被统治的地位和思想氛围之中。
但不管是以上哪种思想，都有刻意或主动地强调同一个问题，即生而为人，必须具备着信义与忠孝这些可贵品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