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大明境内，留在山西、陕西的。大明西北局势也不至于糜烂至此，由此，流贼也不可能荼毒中原。
这个想在，在听到奏章中说，这些晋商的大规模走私通虏，从万历末年，天启年间就已经开始时，就更是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想法。
换句话说，大明西北开始的流贼作乱，和这些晋商大规模输送物资去辽东的行为，有必然的联系。就只是这方面，就可以说这些晋商该死！
而辽东建虏是大明的敌人，是反贼来的。输送如此多的军需物资给反贼，这种行为，其实本身也都是要以反贼同党论处的。
辽东建虏得到那么多的军需物资，难怪能以贫瘠的辽东之地，支撑了这么多年来的战事，甚至还越打越强！辽东土地的失陷，无数军卒的伤亡，还有无数钱粮的消耗，这其中都有那些晋商的“功劳”。
更何况，每一次晋商去辽东时候，都会把朝中的人事变动，各地驻军布防，关内虚实都禀告给辽东建虏。也是因此，建虏得以知己知彼，对大明百战百胜！多少官员或战死，或战败，这些事情的背后，也都少不了晋商的一份“功劳”。
而且晋商还勾结了陈新甲，贿赂了杨嗣昌，在朝中做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其他不说，就这一次试图阴谋对付卢象升、孙传庭的事情，要是真被他们做到了，那辽东建虏估计做梦都能笑醒。而大明朝却会痛失两位国之栋梁！这一来一回，就又是壮大了反贼，削弱了大明朝。
如果没有这一次崇祯皇帝突然犹如太祖附体一般的表现，那么这一次的建虏入关，就会和前几次入关一样。整个京畿之地就犹如辽东的后花园，任由建虏来去自如，所向披靡，就只差没有打下京师了。
如果任由事情这样下去的话，大明朝内有流贼作乱，外有辽东建虏肆虐，都不用再加上天灾了，这大明朝的江山社稷，却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那些晋商的通虏行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皇帝把他们定为谋逆大罪，也不算夸张了。
试想一下，建虏加上晋商加上封疆大吏加上内阁辅臣，这些加起来之后的危害，可不就是危及大明社稷江山了么！
定杨嗣昌为谋逆之罪，并不一定说是他要当皇帝！而是就这些势力来说，想当皇帝的，想要夺取大明社稷江山的，该是建虏无疑，而其他各方，不管主动被动，都是同党，同样能定为谋逆！
在崇祯皇帝又把韩乐宇截获的信件，也都公示出来，还有那些晋商的口供，他们亲信地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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