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就不断侵夺地方之权，一有变故，监察之权便又就成了地方之权，而后又有对监察的监察。此消彼长，纷纷攘攘，究其所以，无非是对天下来说，地方和朝廷是一阴一阳，此消彼长，纠缠在一起而已。”
“到了本朝，以三衙收地方之精兵，以三司收地方之钱粮，已断地方与朝廷相抗的根本。所以，虽然有按照使监察地方，提刑使辅之，但终究是不如前几朝监察权之重，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此时地方与中央的矛盾，阴阳之间，已经不是地方官吏与朝廷，而是官与吏之间。世人常说，当今之世，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此可谓一语中的。治理地方，不得不用熟悉当地的地理人情之人，所以吏必有封建，此是不得已不为之，无法断绝。而官则是由朝廷派出去，候一任满，别任其他地方，再换一人来为官。这个时候，衙门里的吏便就是两汉时的豪强，官就是那个时候的官吏。”
“这也不是人有意为之，但一步一步走下来，必然就成为这个样子。回到先前说三分里蜀照烈帝的那句话，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官吏天然具有这两重身份。要想不让官吏把这两重身份混淆，便按着这两重身份，区分了官和吏出来。”
对徐平的这番话，赵祯有些不理解，但大致意思还是明白的。之所以会出现官和吏的区别，是因为官吏本身有双重身份，治理百姓分离出了吏这一身份，面对朝廷又分出了官这一身份。两者分离，最终成为两个阶层。
徐平又道：“所以说起来吏制，首先就要分清官和吏的区别，哪些职位是官，哪些职位是吏，哪些职位又介于两者之间，既可算官，又可以算是吏。为官的要如何管理，为吏的又要如何管理。只有把这些理清楚了，才能有的放矢。不能用为官的要求去要求吏，同样也不能用做吏的要求去约束官，两者做的事情不同，身份和要求当然也就不同。由吏转官，到底应该循如何路径，也只能明了两者身份才能不失。”
“陛下问臣吏制，臣只能说，先要匣清楚朝廷里的每个职位，是要求官来做，还是要求吏来做？然后才能安排合适人的到合适的职位上。明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才能知道每个职位的奖惩，才能把贤的人选出来，把不肖的人退下去。如果单单说一句进贤退不肖，实际上跟没有说是一样的。”
听了这一长篇大论，赵祯苦笑：“你说得辛苦，大致我也听明白了。朝廷里现在的官位，有的虽然地位尊崇，但实际上却未必是要由官员来主持，而有的虽然地位卑微，却也不能委于公吏。道理是有道理，但做起——实在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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