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
“学士说的极是，那便就叫《富国安民策》！”
历史上的李觏曾有《富国》、《强兵》和《安民》三策传世，这一次不涉及军事，他便就把另两策合起来作为这书的名字。说到底，李觏以传先圣大道为己志，这三点一直埋在他的心里，不管通过什么形式，最终还是要显示出来。
把国富与民安统一起来，不再看作是相互对立，是李觏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后来宋朝在财政政策上的无数次折腾，包括王安石变法，大多与他的这一论点有关。正是有了国富民安的统一，才脱去了与民争利的桎梏，不再让理财官员戴着枷锁起舞。
当然现在的《富国安民策》远远超出了历史上李觏的局限性，真正把商品经济的规律讲清楚，彻底从以前自然经济的立论中脱身出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品经济的经济基础自然要产生新的思想，与旧理论的冲突不可避免。
晏殊或许理解不了书里讲的经济运行的道理，但能自圆其说他是看得出来的，对现在他来说，这就足够了。有京西路的政绩做底子，有这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对吕夷简的反对就是说得通的。当然，真正决定他态度的，还是朝里挺吕反吕的斗争。
公吏上了茶来，喝过了茶水，晏殊对徐平道：“以前总讲天下之财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能为朝廷增收的理财能臣，都要担上刻薄聚敛的骂名。如汉武帝之桑弘羊，如唐代宗之第五琦，一助雄主扬威域外，一助朝廷平定叛乱，功不可谓不大，但却——”
徐平忙道：“其实也不尽然，齐之管仲，以理财之术助桓公独霸，世称名相。”
晏殊愣了一下，才笑着道：“这话说得也是，若讲能够让国家用度不缺，秦后首推蜀汉之诸葛丞相。帝王信之，百姓敬之，天下谁人不知！”
讲桑弘羊和第五琦就太晦气了，两个人最后的结局都不太好，特别是桑弘羊，还落了个身首异处，而且都人亡政息。宋朝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意头不好，总是能避就避的。徐平的理财手段跟这两个人有根本的不同，他们都没有改变经济基础，真的就是理财。徐平则是完全把经济基础改变了，已经超出了理财的范畴，一旦顺利推行下去，就将形成历史的洪流，浩浩汤汤的大势无人再可逆转。自然经济一旦被商品经济摧垮，就没有重新建立起来的机会，这才是徐平所倚仗的。
喝了两口茶，缓和了一下尴尬的气氛，徐平才道：“其实说聚敛，说与民争利，我也深自戒惧。京西路这一年来，官府手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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