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安石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而尊荀的，则是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其中又有最大规模的中间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虽然尊孟但却与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的。徐平前世学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讲理财，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变，由于当时主政的是新党，王安石的新学受到致命的打击，尊荀和尊孟开始溶合，矛盾不再那么尖锐了。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却深入人心，孟皮荀骨开始初露端倪。此时思想争论的主流，慢慢转到了事功学派和理学上面。随着宋的灭亡，讲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理学最终胜利。人欲灭了才能存住天理，则人欲当然是恶的，而又讲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当然，这一思想在韩愈提出性情不同时就已经有了端倪，所以后来高举韩愈大旗的欧阳修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被后人讥诮。
不管是北宋讲“三不畏”的改革变法派，还是南宋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延续王安石的“为天下国家之用”的浙东事功学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来自于李觏。
李觏主张人性无善恶，人欲与天理相统一，没有对立的关系。从这一点上，重新讲解儒家的核心“礼”，由此理财、事功等等都是当然之义，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理清了这个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觏对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论根基的重要性。没有李觏的人欲与天理相统一，劳动创造财富便就没有了思想基础，改革失去了正当性。如果人欲带来的是恶果，那满足人的欲望的财富也就是恶的，越多越对天下无用。
“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王曾在这句话下划了一条线，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额头。
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一步跨不过去，改革就会起无数纷争，一不小心就会半路夭折。这句话对徐平新政的意义，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义性。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真正被认可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的前世可能一万个人都能脱口而出，但这句话怎么与原来的体系相结合，与理论体系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理论缠绕，一万个人中也未必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到了每个人都能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背后有无数人付出了心血，改革就无人可挡了。
王曾和吕夷简单这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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