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自有定数，薛向的观点可比司马光的观点进步多了。
大宋内部和平百年，边患真要细论起来只能算是癣癞之疾，但人口已经快要达到土地允许的极限，而田地的增长也快要到了极限，工商业至今还仅仅是补充。这样的社会，其每年生产出来的财富基本上就是一条略微向上的直线，而且绝大部分的增长还都被同样增加的人口所抵消，甚至由于人口增长的幅度更大，人均收入都在隐隐的下降之中。
尽管此时工商业发达，但从朝廷税赋的构成上来说，依然是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仅仅是萌芽而已。
王安石隐约看到了这一点，可他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所创诸多新法，除了农田水利法以外，其他有关财计的政策，便民贷、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从本质上说，无一不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士绅阶层手中，将他们过往攥在手中的收入收归国有。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而司马光和王安石所争的，就是这份收入，是应该给国家多一点，还是留给士绅阶层多一点。
至于升斗小民、愚民黔首、百姓、庶民，也就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新旧两党的交锋中，从来都是拿出来的幌子而已。
无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区别。免役法，让五等户也要交免行钱，不比过去，做衙前做到倾家荡产的，都是三等户以上的富户。但便民贷，则让底层的自耕农少了一份盘剥，多了一分保住土地的希望——地方大户可以将欠债的自耕农的土地收来抵债，而地方官一般是不敢大规模这么做，闹出乱子，他们少不了被弹劾被治罪——一出一入，差不多就抵消了。
相对于朝廷的政策而言而言，还是雨水多寡对于百姓们的生活水平影响还要更大一点。
元丰元年是赵顼即位以来难得的丰年，由于税赋的数额大体上是固定的，朝廷的财政收入没有太大的变化，相对的，百姓们留在手上的钱粮自然要比前些年多了一些。
为了弥补熙宁后期的连年灾害对各地常平仓的消耗，今年各路都是敞开收粮，同时也就保证了粮食出售价格的稳定，没有出现丰年谷贱伤农的情况。
可若是遇到灾年，则还是少不了朝廷的赈济，不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平民百姓都没有能靠自己的积蓄度过难关的能力。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着眼在财富的分配上，而薛向却能想得到如何增加财富——并不仅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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