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等于说这病历找出来后，不止没有解答到疑惑反而是加深了疑点。
怪不得袁芳老师刚在这里找到病历后，自己琢磨着，好久时长不先表达自己的意见。
原来如此。如李启安同学他们之前看不出问题的，终于听明白谢同学发现的“金子”在哪了。
这样说的话，难道是科研人员搞错了什么吗？
先要说到，这是收集到数据库里的数据。在没有引用到科研课题论文里头的数据前，和科研没有多大关系的，至多用到今天的教学上。
普通的数据收集极有可能是学生帮老师做的病理切片。诊断的话，学生暂时引用临床医生的最终诊断做标签，不能说完全有误。
“说绝对不是心梗？现在暂不能说完全排除。”曹育东再说道。
对一些病史道不清楚的疑难杂症来说，医学诊断要明确下来太难，更多情况下只能是成为医学圈内讨论的一个点。
除非病人家属有后续需求让医生追求真相，否则的话只能等医生们或科研人员们突然有这个兴趣或有任务需要，再慢慢深度去探索这个病例。谁让无论是科研或是临床工作全是太忙了，要处理的病案太多。况且是大佬都知道，如这种病例很有可能讨论完一圈再一圈最终继续没能获得正确答案。
可能这时候有人想到法医了。法医是否能完全破解所有人死亡之谜。答案是否的。
法医学的基础之一是医学。医学未能解除所有医学不解之谜的情况下要法医自行搞突破，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在新闻上会发现，有些争议很大的案件，大家纷纷怀疑是谋杀的案件，最终法医给出的结论却是没能给出确凿的杀人证据，只能说这病人是死于普通的多器官衰竭之类。
说到这里，袁芳老师再次提起谢同学的谨慎作风：“她没说不是心梗只说不典型，想再查找病历和大体标本核对。”
大体标本和病历如果能佐证出是心梗的话，这块病理切片可以成为心肌梗死病理切片中的特殊病例，作为不典型案例的宝贵教学资料。所以谢同学的谨慎怀疑很有意义。
“大体标本有吗？”曹育东问同事。
袁芳老师说：“这个恐怕不一定有了。”
大体标本比切片标本更加难以保存，占用体积，耗费更多资源。一个遗体不是全身器官都能保留下来大体标本的。做大体标本的器官要进行挑选的，一般是选有研究价值的进行保存。而且，在保存过程中，长年累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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