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为官之事，阮元方才清楚他入京遭遇。原来许宗彦确实因翰林散馆成绩尚可，改授了兵部主事，可到了兵部，许宗彦却发现六部工作，与自己所想天差地别。许宗彦生性恬淡，酷爱读书，平日于书中圣贤言行、前朝制度，也多所议论，但到了兵部之后，兵部其他的郎中、员外郎、主事大多对这些经籍之事了解不多，根本说不上话，这些人又看他资历最浅，便把许多公文都交给他处理。而且由于他官职低微，对兵部各种决议也完全说不上话，只能帮着其他司官跑腿打杂，校对文书格式，甚至有时还要抄写大量文书。这时白莲教之战正在胶着之时，前线公文来往颇多，可许宗彦对战事如何，却全然不得过问，每日只得在许多意义不大的程式性公文中消磨光阴。时间长了，先前的一颗报国之心，便也渐渐黯淡了下来。（按：清制六部有堂官司官之别，各部尚书、侍郎，统称堂官，郎中、员外郎与主事则统称司官。）
就在他授职主事之后两个月，忽然接到家里书信，说母亲患病，一直难以痊愈。许宗彦本就对官场之事渐渐失去了热情，这时眼看有个机会回家，又哪里愿意在京城继续耽搁？当即上书 请辞了主事之职，南下回杭州来了。其实这时许母之病已然痊愈，可许宗彦却已经厌烦了程式至上的主事生活，不愿归京复职，又去了家中“许记”打点营生。这一日正巧遇上孔璐华轿子经过，突然被刺客袭击，“许记”为防贼盗，本就备有不少家丁，正好派上了用场。
阮元听了，却也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他也清楚，六部之事，能进行决议的只有各部堂官，各部司官只能办事，却无半分决事之权。正因如此，大多进入六部的司官只有靠办事勤勉，争取获得堂官青睐，又或者入军机处做章京，也可能得到皇帝赏识，但除此之外，司官升迁几无他途。包括孙星衍也是以榜眼身份，一时全力投入刑狱之事，方得以稳步升迁。自己一直在翰林院为官，做官第二年就升了少詹事，乃是有清一代汉官中绝少数的特例，又怎能对许宗彦强加指责呢？
许宗彦却已听孔璐华说起了焦循之事，这时也不禁向阮元劝道：“老师，里堂先生准备应举，学生也有所耳闻，只是学生做了官才发现，这官场生活，与平日读书治学，可是全然不同，读书再怎么有见地，学问再怎么高深，到了官场，也可能全然无用啊。听闻里堂先生心性与学生相近，学生还是希望里堂先生三思。”
“我可以将你这些话告知里堂，但这样的话，我也说了不少了。总之，不亲自去试一试应举之事，我看里堂这次是不会罢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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