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了北伐复土的信心，而几位继承人也并非都有复国的决心，而安心偏安一隅了。要知道当时定都临安前，自绍兴三年至六年的三年时间里，朝廷曾三次商议迁都事宜，当时知福州张守曾奏言：“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江流险阔，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可为别都以图恢复。”但都因为金军南侵而落空，最终没有被采纳。
形势直到吴玠兄弟取得了陕川保卫战的胜利，乘机收复了凤、秦、陇诸州；岳飞收复了襄阳等六郡，屯兵鄂州；韩世忠大败金兵于扬州，进驻楚州，抗金形势大好。张浚以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事的身份与各路将领商议北伐，在完成了军事部署之后，高宗又在许多大臣促动下，树起“抗金”旗帜，进跸建康。
但此时女真贵族也因连年用兵，师老无功，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相互残杀。掌握金国实权的挞懒一派，废除了刘豫傀儡政权，对南宋政权使用了“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诱降赵构，宋金出现了对峙局面。如此一来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南宋半壁江山开始稳定下来，高宗派刘光世、韩世忠在建康、镇江置帅府，屯兵十万，加强了江淮一带军事防御力量。
赵构不顾大臣的反对，从建康前线返回临安后，也采用了“御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集岳飞等精兵镇压了杨么等农民起义。这样，南宋赵构统治集团在重重矛盾中初步稳定了它的统治。这是高宗第三次驻跸临安，就在这一年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最后定都临安。因为山河破碎，国耻未雪，爱国志士，总是未能忘情于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大业。终南宋之世的一百多年，大臣中时有移跸建康之议。
陆游在孝宗隆兴元年《上二府论都邑札子》大声疾呼：“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吴尝都武昌，梁尝都荆渚，南唐尝都洪州（今南昌市），当时为计，必以建康距江不远，故求深固为地。然皆成而复毁，居而复徙，甚至遂至于败亡。相公以为此何者？天地造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也。车驾驻跸临安，处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凛然常有意外之忧。”
陈亮也在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指出定都临安，弊病为多。他说：“夫吴蜀，天地之偏气也；钱塘，又吴之一隅也。当唐之衰，而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人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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