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底层的百姓也意识到，蒙古人的到来就是前来掠夺他们的财富，任意奴役他们。这期间有组织的起义频发，他们或打着复宋的旗号，或是自立国家，虽然仍未能摆脱自有的狭隘，可已经有了民族主义意识，急于摆脱异族的统治，将矛头对准了蒙古人，不再甘心做其顺民和亡国奴。赵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介入各地义军，将他们整合为己所用。
简言之，沦陷之初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群体便发生了严重分化。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土匪强盗、动辄去告发的内奸民贼与那些忠贞不屈的烈女、舍生取义的侠士这两极之间，但绝大多数民众介于中间状态。之后在非妥协即牺牲的两难选择面前，他们表面上故装畏惧、顺服，但内心充满了对异族统治的仇恨和对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是他们从幻想到幻灭直到认清移驻统治者的真面目却用了十年的时间。
不过赵昺也意识到民间社会本身就是成分复杂、缺乏明确目标和统一意志的涣散组织。沦陷时期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动，必然引起民间内部的分化；主宰者与从属群体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又决定了侵略者的行为通常会在民间社会产生互动，特别是随着统治政策的不断调整及其后果的显现，后者的立场和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是故造成了当前王师虽已北进到长江，但是百姓仍然处于观望的状态的原因，如此形势下他们陷入了迷茫之中。故朝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留给他们的也并非都是美好的回忆，腐败的政府，沉重的赋税，如匪的官兵已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霾。当然蒙元的残暴和嗜杀，及疯狂的掠夺也让他们又恨又怕。而当下形势和前途未定，自然不敢妄自行动，以免伤及自身。
‘民、兵是胜利之本’，赵昺现在想来深以为是，两者缺一不可。而要打破当前的僵局，他清楚一方面是军事上胜利，让百姓认清形势；另一方面就是推行仁政，建立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使百姓看到改变；此外，就是要施恩于民，重新分配土地，降低税赋等等，推行有利民生的政策，赢得底层百姓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宣扬自己这个皇帝的正统性，自己继承的是大宋的基业，体现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文相，当下的形势是否形同这鄂州城！”战船驶入敌军火力范围之外，赵昺令打开舷窗，指指眼前雄伟的城池道。
“嗯，陛下此喻甚为恰当！”文天祥略一思索道，“当年我们整修城池，以达到长治久安，唯恐不坚。但是我们却又轻易的失落于敌手。而现下城池依旧，却是攻守异位，重新收复要花费百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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