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赵匡胤这位开国之君，可以说他制定的一系列制度为大宋三百年基业打下了基础。其既然敢放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当然也有制约之策，那就是——忠。在前世赵昺对于忠字知其意而不知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很模糊和笼统的概念，他相信很多现代人也与自己一样。
在这个时代，赵昺却对忠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在他来看忠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愚忠，另一种是贤忠。
所为愚忠就是为臣者对于皇帝的任何行为不知审辩只是一味的顺从，就像倪亮和军中的一班将领。在理论形态上，愚忠采取了王天下的独夫形式，如班固所言:君者天覆地载俱王天下也。因此这种理论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但愚忠的政治前提是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在荀子看来此种行为不应叫做忠，而应叫做谄。
与此相反，宋之士大夫的自以为忠君是贤忠，他们与跟皇帝的思想互动中，逐渐达成了共天下的通识，如为臣的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而为君的也说:天下至大，人君何由独治也？正是这种观念在政治、生活领域渗透，皇权与相权的制衡关系才具有了一定的弛张度，而这种变化的结果是皇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既然皇家对以权力交换获得士大夫的忠心，自然要加以利用和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士大夫们就鼓捣出一本《忠经》，而此书也可以看做他们对于忠君思想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约束的教材。表明他们对皇帝之忠并不是无条件地去服从皇帝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尽可能在不触动皇帝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使皇帝来顺从士大夫的主体意志，这也可以视作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典型特征。
不过赵昺研究后发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禁锢在这些士人身上同样适用，尽管宋代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曾经超越权与利之争，并被视为士大夫自我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实践和运用，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开辟全新的政治局面。而他们插手确定储君，把持朝政，架空皇帝，但仍然未敢再向前一步——取而代之改朝换代。这说明士大夫阶层尽管在朝堂上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可仍恪守着底线……
喝了酒的赵昺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晨起来也并未觉的头疼，洗漱完毕便出了门在湖边散步。冬季的早晨还是有些清冷的，清澈的湖面在风的吹拂下荡起层层波澜，他向四周看看，周围的制高点上亲卫旅都布置了岗哨，湖上水军战船也设置了警戒哨，而周边还有巡逻队往返巡视，在行宫周边构建起了严密的保护网，他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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