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财政的亏空，填补军费上的大窟窿，真是让赵昺愁死了。由以上三大问题，不难看出，恢复中原并不是振臂一呼、一呼百应这般简单的事情。要将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进行平衡，要有着极为复杂的关节需要打通。
赵昺知道既然自己已经坐上皇帝宝座，就无法规避种种难题，也无法逃脱为人君的责任，要向打仗一样杀出条血路，对当前的国策进行改变。而这个难度也不小，但绝非大家以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然，中国古代还没有出现一个诸如议会那样的民选立法机构，不过宋人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立法民主”机制。立法不是由皇帝出口成敕，也不是由士大夫闭门造车，而是要经过“众人”的充分辩论，择其善者而从之。宋人认为自来先置局，然后许众人建言，而删定须待众人议论。当时尽管没有立法议员，但如果一项立法受到的非议很多，可以促使朝廷重新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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