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问题；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选任官员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三是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个人利益，轻视国家利益。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吃苦实干，与地方脱节。
问题的根节找到了，赵昺也以为必须要解决，否则不仅难以完成统一大业，连现在的局面都难维持。但是若想一下解决也不现实，且很可能引发新的乱局。这也是有前车之鉴的，当年南宋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对农民课重税，在正税之外，更加上经制钱、总制钱等杂税；为了调度边境的军粮施行和籴，负担就只有落在一般农民身上了。
另外，政府在财政困苦时，为了救急，乱发一种称为会子的不兑换纸币，造成通货的恶性膨胀，物价腾贵，更加深财政的困难。面对这种愈形恶化的财政困难，在南宋末期贾似道发布了公田法。限制大地主的田土额度，超过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政府收买为公田，公田交由佃户耕作，然后以其佃租作为军粮。
这种办法，是希望达到抑制土地和调度军粮两种目的，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的均田地的法子来限制大地主隐瞒偷逃税款，保证军需。企图推翻成熟的土地私有制，来挽救千疮百孔的财政危局。从稳定国家财政保证军需的目标上来看，这不失为一种办法，甚至后世有学者对公田法大有好感，认为不仅有抑制兼并的积极作用，甚至以为包含了某种社会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以赎买的形式剥夺了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让无地少地的佃户耕者有其田。
但是就是这种看似国家、百姓都得利的政策，却以悲剧结束。因为公田法一开始是以品官与大土地所有者为对象，却很快就放低回买标准，把剥夺的对象主要转向了中小地主阶级和部分上层农民。抑制兼并既不是公田法的初衷所在，从最后效果看，也没有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
至于在实施过程中，处于上层与基层之间的中层执行者，由于官僚政体无法克服的腐败，进一步使公田法的条文规定严重走样，人们会很自然的联想到这种现象在熙宁新法中，甚至在以后的朝代里也照样存在，令已经穷途末路的南宋社会更感到动荡与危机。
所以在赵昺看来，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政策是不错，但是错在其急于求成，不顾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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