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缺马伴随了始终，但是赵昺觉得单纯的将宋朝没有骑兵的责任全推给“没有马场”，亦是片面甚至可以说不公的，说白了就是在更像是开脱。因为他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自身，尤其是统治集团对此的态度问题。
历史的西汉与宋朝惊人的一致，开国时也没有马场，其国力更是远不如宋朝。但为对抗匈奴，由皇帝亲自主持，举国实行“马政”，以各种方针甚至以爵位鼓励养马。在这种政策下，西汉举国上下全力投入，民间到处养马成风。因此才能在汉武帝时期积累起雄厚的实力，作到“马匹之多充斥市井滥于山野”。
而宋朝正好相反，宋朝政府尤其是皇帝从未鼓励过民间养马。宋神宗为改变现状进行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企图恢复“马政”鼓励全民养马。却遭到官员甚至太皇皇太后等皇族的全力反对最终流产。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
首先，中原没有牧场，要养马必然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精饲料。而当时汉朝养马的精饲料是，粟也就是小米，可这正是当时中国平民的标准口粮。如果大量养马，需要的粟将是天文数字，在经济上非常不划算；不过最重要的宋一直实行的是‘内实外虚’的政策，将预防内乱视为宋朝的基本国策。以致宋朝国防政策一向是内紧外松，官军的主要指责就是镇压国内变乱。
战马是古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对国防甚至皇室统治至关重要，宋官军全是步兵，对抗骑兵非常吃力，因此觉得马必须掌握在官军手中才睡的安稳。实施民间大规模养马，就意味着大量马匹必然被民众掌握，一旦发生民变必然会被反过来对付官军，这是官方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出于‘天下太平’的考虑，必然要全力阻挠马政的实施。
结果是牺牲了富国强兵的机会，以致国土沦丧将士死难，也导致包括马政在内的整个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所以说穿了，赵昺认为还是宋朝“重文抑武”的思想在作祟，缺马更多的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赵昺选育战马的念头应该说也是形势所迫，毕竟缺乏战马则是将战争的主动权让与敌手。而具体实施还是起于行朝迁到琼州，尤其是他见识到琼州的矮马后这种念头更为强烈，意识到依靠这些马匹与敌对战可以说不用交手就知胜负了。
在前世赵昺就注意过尽管蒙古人号称是马背民族，可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别说城市，就是乡村也难得一见，而好马更是成了奢侈品，成为富人的宠物和动物园的展品。而在国际马术比赛、赛马等赛事中却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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