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制置司各部停止秋演，加强沿江堡寨的兵力，第一水师进入长江巡逻，各州府动员乡兵协助驻军守卫村镇，防敌偷袭。
虽然对外宣传事态十分紧急，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赵昺并不特别紧张。其实在秋后搞事历来是两军的常态动作。一者因为秋后雨季彻底结束，上游来水减少，长江水位降低导致水流减弱、江面收窄，且气候逐渐凉爽，正是用兵之时；另一方面秋后马肥之时，也是北部游牧民族‘打草谷’的时节，宋军在此时也会加强军备，直至雨季的再次到来。
这种惯例从大宋立国以来就开始了，后来虽然退缩到江南也一直保持下来，而赵昺收复江南后也依照此规矩，他却是化过去的被动防守为主动出击，去年更是闹了个大动静，搅得两淮动荡。迫使蒙元由攻势转为守势，更是耗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开始修筑城防，并导致伯颜倒台，和议重启。
今年蒙元大军再次陈兵江北起初并没有引起赵昺的关注，毕竟去年吃了亏，今年做些准备也属正常，可是一再寻衅就不正常了。因此才引发朝廷的不安，怀疑是不是征西的计划泄露，敌军才会在江东发起攻势意在牵制，行围魏救赵之计。
不过赵昺却不这么认为，他将各方收集来的情报加以分析后以为蒙元之所以挑起边衅，一者是钱闹的，另一方面是被郑思肖这厮气的。他之所以有如此判断，是因为事务局传回的情报显示蒙元朝廷和议的基调并没有变动，且他们得到河南行省报告却是南朝陈兵江东，且多次渡江袭扰，似有发动北伐的迹象。即便如此真金亦只是敦促玉昔帖木儿严加防守，不可擅自动兵，防止落敌口实而终止和议，他正是据此作出了判断。
赵昺判断是钱闹的是因为两淮经去年一折腾，伯颜又耗巨资修城防，使得河南行省的财政入不敷出，还留下个大窟窿。而今年桑哥重新掌政后大行钩考，已经将这把火从中央烧向地方，河南行省紧靠京畿，又是当下财赋的重要来源之一，自然首当其冲。
河南行省财政本来就亏空，加上历年来官员的贪墨，那就是雪上加霜。别说完成伯颜留下的半拉子工程，连窟窿都堵不上，而钩考之后各级官员只怕都要破产。玉昔帖木儿刚来就赶上这么糟心的事情，自然不能眼瞅着自己的手下一个个的获罪抄家，大家一商量只能骗了。
于是乎众官一边上书朝廷将责任往伯颜身上推，声称所欠下的税赋皆是因为其大举修筑沿江城防之故。另一边则是报称南朝要北伐，谁都知道打仗是最烧钱的，自然再无法填补历年留下的亏空。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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