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州府的辅官。
以这种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地方接收队伍，赵昺以为完全恰当，既能迅速稳定地方，也能解决长期得不到升迁的吏员前途问题；还能让从军中退役的军官多了一条出路，从而减少征募新兵的阻力，鼓励现役的军官少了后顾之忧，且军人体系进入文官体系又能使赵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这个方案也触及了士人阶层的利益，使他们感到自己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传统的‘地盘’有失守的危险。他们知道小皇帝的地位已然稳固，想要似从前采取质疑其非正统来迫使他让位已经不可能，而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剪除他的羽翼——打击武人集团，从而使他失去强援，不得不重新重视士人。
因此反对北伐便有了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他们凭借的助力就是民间的力量。江南经过千百年的开发日渐富庶，尤其是宋廷南迁后海贸的盛行，土地被充分利用，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高点。但人终究是自私的，尤其是自给自足，信息封闭的时代，在没有触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打破这种‘仓中鼠’似的生活。
如此便导致江南百姓对北伐并不感兴趣，并持反对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江北已成荒蛮之地，物产不丰，生活困苦，全仗江南的米粮养活。而收复中原后，朝廷自然要加征税赋来维持运转，如此便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对他们而言就等于变相的‘劫富济贫’。
对于以民意胁迫自己的行为，赵昺十分厌恶，也并没有动摇他北伐的决心。而恰在此时发生了寿州大火造成严重伤亡的事件，于是又成了清流们攻讦的理由，却恰恰选择性的忘记了蒙元在南侵中对江南百姓的屠杀和严酷的剥削，完全不提及此战的正是由于敌军激烈的反抗才采用的行动，而伤亡的百姓中也有是助敌守城的，只抓住百姓伤亡惨重的一点。
在如雪的上书中，那些人将刘志学说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屠夫，进而要求赵昺对其严惩，好像他若是不如此便是纵容，便是一个暴君。同时又是长篇累牍的劝说赵昺要做一个仁君，要从善如流勿要学习桀纣一意孤行，为世人唾弃。
赵昺读罢都被气笑了，寿州事件即便放在现代也不过是场误伤事件，况且在战争中凡是拿起武器的人都可被视为敌人，是被消灭的对象。至于造成百姓大批伤亡，主要还是由于蒙元守军封闭了城门，断绝了逃生的途径。刘志学在整个事件中至多也只能承担战术布置不当、考虑不全面的责任，清流们喊打喊杀无外乎是想借自己之手打击武人，并挑拨与武人集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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