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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形态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士族体系，这些士族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小圈子的舆论和人才供应，对皇帝的权力形成制约，但是论权势，皇帝作为最大的“势族”，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任命自己中意的“圈外人”担任宰相。如此也就形成了“群相制”，不再是独相了。但“群相”仍是相，比如门下省就有封驳诏书的职权，台谏官也会对皇帝的行为进行道德规劝和约束，用风评、舆论来限制皇帝。
到了唐朝皇权得到了扩张，无论是从上述的文治绕过台省，还是在军事力量上，皇帝直接控制的北衙禁军的扩张，直到中晚唐，内廷宦官把持的枢密院权势甚至压倒了南衙的宰相们。这种形态，其实是分庭抗礼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然，皇帝如果不在乎这些，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硬来”，比如武则天之后不断加强的“翰林学士”等制度，就是独立于原本的台省官员体系的建构。
等到了宋朝，赵匡胤一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便将皇帝的权力大部分让出，形成了皇帝完全是依赖文臣行政，宰相对于皇帝的指令，完全可以通过程序让他无法执行，皇帝也没有别的渠道来行使他的权力。这种形态是依赖，文臣是主导皇帝的。知道宋神宗元丰改制才通过制度打压相权，皇帝的日子才好过些。
当赵昺来到这个时代后，他就意识到皇权基本已经丧失殆尽，皇帝也不过是仪式上的泥胎。现有陈宜中把持朝政，后有张世杰控制朝野。即便在他为了避免残宋朝廷走向分裂，形成南明政权群王争斗走向灭亡的局面，而不得不忍辱负重继承了皇位时，形势依然十分恶劣，处于随时被废黜的状态。
好在赵昺在崖山之战后力挽狂澜，又有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属下，此消彼长之下才让局面稍有改观，但是也仅获得些话语权而已。为了获得权力，他只能不懈的与文臣们周旋，不断的壮大自己以争取更多的权力。且赵昺知道‘相制’并非没有被取代的时候，后来的明朝就是如此，起码在朱元璋掌权的时代，就被取消，形成了新的内阁制。
因此赵昺在争斗中开始有意仿效，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朱元璋那么大的权力，可以通过大清洗整顿朝纲，但不妨碍自己利用形式和矛盾逐步收回权力，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在权力得到巩固，这期间他并非没有想到过废除‘相制’，清除这个处处擎肘的绊脚石。
而朱元璋之所以要重新定义皇帝和皇权，同样是有感于皇权受到了制约。在明初，中书省是国家的执政中枢，由丞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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