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来到这个世界也有十余年了，在这期间他也在不断的适应和研究这个社会，试图抓住难得的转型期寻找一条适合大宋的康庄大路。随着研究的深入，从以前对儒文化的不赞同、甚至对有些理念持排斥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发现其中也有些道理。
首先宋朝开启了科举公平竞争的闸门，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整个官僚队伍主要出自科场的选拔，他们虽有等级高低，但“比肩事主”，法律身份上是平等的。地主阶级已无“士庶之别”，地权开始以经济手段频繁转移，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
不仅仅耕地租佃，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也开始进入许多经济活动，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促进了各阶层间的横向流动与上下流动。所有这些变化，已经催生了人们对平等的朦胧向往。其中宋学家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强调这种平等观。
在社会上，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观念，赵昺以为这在近代公民意识出现前不啻是身份观念的革命，表达出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相对前代，这种平等意识是新因素，当然在他看来与近代平等观仍有本质区别。
其次相对于前代来说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也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与此同时，对宗教和经世上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使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常态。而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也能不断吸收、借鉴、融合其它异质文化，产生新的文化。
此阶段的儒学从本质上来说也称得上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而在新儒学的重建过程中，赵昺也发现士人们崇尚名节操守，以此敦促优秀的士大夫官僚“不枉道以求进”，自觉信奉“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的评价视为高过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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