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讲的伦理靠的是人的自律，这当然是需要的，而且非常重要，但有许多问题和情况不是靠自律能解决的，因为人有趋利的本能，于是便需要有法制来限制和监控官僚们行政过程中的行为。
适者生存这是常理。儒士们在经过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动乱后，也意识到必须要顺应历史的发展，才有了对儒学的重新阐述，并对其它教派的理论进行了融合。而他们在宋初也并不否认司马谈在《六家要旨》提出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点，认识到儒法两家在社会治理上各自的视角不同，服务的对象则是相同的，它们之间在观念上有差异，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赵昺以为这是对的。儒法二家只是视角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从结果上看也是相辅相承。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乱世的时候，为了治乱，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的思想和法术。在治世，则偏重于儒家，比较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切都因时因地而异，走极端只是一时的需要，过去了又会返正。
而儒士们忘了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同样深谙此道，官大了，权重了，往往指挥不动了，它自成体系，而且可以一手遮天，在上者情况不明，何以制之。而君王在一个人无法对付那么多在位权重的大人物，那他的做法就支持小人物起来造反，让小人物作撬棒，以观大人物的动向。
如果大人物收敛听话了，便到此为止；如果不听话，那就放手让小人物去作梗，打压大人物的威风，而小人物有君王的支持，也有恃无恐，自能领悟君王的意图，尽心尽力，君王则能利用这种关系，谋求权力结构的平衡；如果小人物出了问题，或者当局面临难以收拾的局面时，那对小人物可以弃之若敝屣，或作为替罪羊，那也无碍大局。为君者之所以使用小人物亦出于无奈，只因大人物不听号令和指挥而已，而小人物则宁可肝脑涂地，为君主所用，则也为以小制大提供了可能。
赵昺这些年做的可以说也是想以此制约士人权力的过度膨胀，并试图对儒学进行改造。但是这何其难也，自己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才培养出了自己的班底，并渐渐的占据了上风，可也只是他能够将自己的诏令贯彻下去。而对儒学思想的改进却几无寸进，当然除了当前的儒学观点影响太深以外。本身自己的学问也太差，难以推出新的思想体系，而照搬现代思想那就是他自己作死了。
所以目前赵昺只能是缓缓图之，以免造成更大的混乱，而他也发现尽管人治饱受诟病，但在法治难以推行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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