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主导，主体文化是南下的北人和当地土著相结合而来的。宋朝南渡后，由于北方人口南迁，散布于江南各地，这样地区文化差异就显得越来越大。所以赵昺认为有时候在许多大事小情上的差异其实就是文化差异所致，而此次事件也与此脱不了干系……
宋代文风极盛，源于宋诸帝笃好文学，提倡学术，太祖“性好艺文”，太宗“锐意文史”。“右文”遂成为有宋一代的国策，恢儒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使儒学得以优先发展。而右文之策也让士人得以大批进入朝堂，从而诞生了士大夫阶层，形成以儒治国的局面。
赵昺十分清楚一旦形成阶级固化，便会形成一潭死水的局面，导致社会进步停滞，腐败丛生。而只有因势利导，进行变革，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清除弊政。宋因承唐末藩镇割据之弊，久久不能复汉唐之光昌，因此变法需要一直存在于宋，一些目光远大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倡导进行改制。
宋代前有庆历新政，后有熙宁变法，乾淳革新，但多以失败告终。赵昺以为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它们遭到了职业官僚集团的狙击，未及全面发动便归于失败。
所谓的中国传统职业官僚的形成，因为他们的升迁主要系于对下面两大条件的运用：常规化的行政作业程序和个人化的人事关系。不用说，这两项条件的圆熟运用都必须经过长期的培养，所以现状不变则构成其绝对的前提，以致任何体制或人事的基本更改都不利于追求个人名位。
具体到宋代，既得利益集团是和祖宗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他们对祖宗之法的推崇亦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地抵制改革，祖宗之法所具有的弊端不仅无法改进，反而不断积累、放大，最终导致某个时代积弊局面的形成。
至于变革的失败潜在的原因就是变革者与守旧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实每一次变革背后都有着一套高远的理想。张子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四句便是所有宋儒终生要到达之事；范仲淹首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式儒家正统的担当精神；王安石的祖宗之法不可守，代表的是儒家进取精神。
逮至南宋，孝宗晚年欲依靠以朱熹为精神领袖的理学集团发动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南渡后，作为新儒学的理学兴盛起来。朱子之学常与程颐并称为“程朱理学”，其学精神只是四字“内圣外王”。朱子辟佛老之根本原因在于其出世遗世而被儒家之担当精神。朱子为学虽受禅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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