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获得较为宽阔的社会视野，并且容易受到上层统治者的赏识，能够获得绝佳的晋升机会。加之太学生多为官员子弟，而太学的教师也多为朝廷官员，这也成为太学生地位较高的原因之一。
也正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位学生突然一天飞上了高枝，成了新贵。自己当然也犯不着去得罪那些潜力股，而敬着养着，却说不定还会成为自己的助力。在此种观念下，却让太学生也洋洋自得，有了指点江山，评论朝政的欲望，从而敢于投身政治活动。
不过赵昺以为北宋时期，太学生尽管参政热情很高，敢于针对时弊上书，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毕竟这一阶段是以官学为主。而皇帝对于学乱的忍让除了出于祖宗之法的考虑外，也是为了对其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制衡朝中重臣、维持自身统治的工具。
不过在靖康年女真渡过黄河，攻陷汴京，掳走二帝后，形势发生了逆转。高宗皇帝在金兵的进逼下，南渡建康，又由建康逃至扬州。建炎三年再由扬州逃至镇江，然后经苏州，逃至杭州。接着至明州，到昌国下海，才躲过金兵的追击，最后避难于杭州，绍兴八年正式建都于此。
前后经历了多年之久的逃亡生活，高宗皇帝自然顾不上什么百年大计的兴学设教了。直到绍兴十二年，才将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第二年又增建国子学，增收太学生。州县学也相继恢复和重建，但是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
赵昺以为在这个时候，高宗皇帝对于兴办官学的态度并不积极，而导致其思想的转变既有现实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北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缓议恢复官学。
此外在民间，许多名士大儒也认为官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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