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乱成一锅粥，无力旁顾贵州方面。
另一个不同则是赵昺和老朱对待土官的政策是有不同的。明初在平定云贵之后，老朱继续加强对贵州地区的地方治理，为了巩固对贵州地区的治理，镇压当地的土司叛乱，在原有的十几个卫所的基础上，又不断增加兵力，并对施礼最大的土司保持警惕。
老朱通过不断增加军事力量，将贵州各大土司的势力地盘相分割，避免他们结成一股强大的反抗朝廷之势力。但是明廷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各宣慰司分属湖广、四川、云南布政使司，各土司之间本就有矛盾，且因自治度高而不服布政使司管辖。
至此，明廷才考虑在贵州地区建省，设立一个统一的布政使司，不过这时已经是小朱掌权了，但是土司管理仍然为地方治理的主要形式。朱棣利用思州宣慰使田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为了争夺地方势力爆发冲突的时机，将两人除去。
而后朱棣正式下诏，仿效内地行省的建制设置贵州行省，废除思州和思南两大宣慰司，在已有的贵州都指挥使司的基础上，新设贵州布政使司，废除当地的土司，改为中央政府派驻的流官进行直接管理。随着时间推移，明廷扩大了贵州省的范围，将播州宣慰司等地也纳入了贵州管辖，彻底将贵州地区的土司纳入了贵州省的范围内。
不过改土归流在明朝不是主流，新建立的贵州省，下辖贵州宣慰司，思州、黎平、新化、石阡、思南、铜仁、镇远、乌罗八府，府以上由朝廷派流官直接管辖，州县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治。直到明穆宗年间，才基本确定了贵州的地位。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要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开始，结束了土司制度。
由此可见，明朝为数不多的“改土归流”之举主要就是在贵州和云南地区实施的，但这些也足以为赵昺实施改土归流提供了经验与借鉴。当下播州在蒙元在川蜀地区全面败退后，请求仿效唐宋往事，依然保留自己世袭土官的地位。
赵昺深知任用土官的羁縻政策，虽然可以保证一时的平静，却难以实施长治久安，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改弦易张，发动叛乱。而明代不完全的改制，让他们不得不在云贵地区屯驻大量兵力，以压制诸俚，并数次动员举国之兵征讨。这不仅耗费了朝廷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也难以消除隐患。
因此赵昺认为只有彻底整合统治云贵地区诸俚，才能保证后院的安全，避免在日后的北伐之战中牵扯太多的精力。他也就断然拒绝了播州杨氏所请，以表明自己的决心，要他们不要再想着自立为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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