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耕之利，掩阳气于土中，蝗蝻遗种，皆为日所曝死，次年所种，必甚于常禾也。
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复申”此令，足见蒙元方面治蝗方法的重视。除此之外，还有春烧荒地以及无草荒地捕除蝗子等防止蝗灾的措施，这些治蝗办法在现下算的上是较为先进的。
历代治蝗都设有专职的官员，元代亦如此，选拔官员督促捕蝗的。另外，在元代官颁农书《农桑辑要》中还提出了“马骨”、“雪水”溲谷物种子，就可“禾稼不蝗、虫”。指出“然蝗之所至，凡草木叶靡有遗者，独不食芋桑与水中菱芡，宜广种此。”这些都对蒙元防止蝗灾发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若在熟地併力翻耕；如在荒坡大野，先行耕围，籍记地段，禁约诸人，不得燃烧荒草，以备来春虫蝻生发时分，不分明夜，本处正官监视，就草烧除。若是荒地窄狭，无草可烧去处，亦仰从长规划，春首扑除。仍仰更为多方用心，务要尽绝。若在碱盐草地内有虫蝻遗子者，申部定夺。”
此外元代不仅积极预防蝗灾的发生，而且在蝗灾发生之后做的也很得力。至元五年，规定“蝗蝻生发、飞落，不即打扑、申报，及部内有灾伤，检视重申这一规定：“蝗蝻发生，官司不即打扑申报，及申验灾伤不实者纠察。”
这项规定看似针对蝗灾发生时，但在赵昺看来，事实上此诏令也具有迫使官员进行灾前防治的作用。而官员们为在治蝗工作中取得良好政绩，当然希望把蝗灾消灭于发生之前，惟恐蝗灾发生后落个治理不力的罪名。
蒙元抗击蝗灾主要采取的是捕打，一般由地方官负责，召集地方农民捕蝗，有时朝廷也派遣官员督捕。中统年，蝗起真定，忽必烈就遣使者督捕，役夫四万人，以为不足，欲牒邻道助之。(王）磐曰：“四万人多矣，何烦他郡！”使者怒，责磐状，期三日尽捕蝗，磐不为动，亲率役夫走田间，设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尽灭，使者惊以为神。
另外也有蝗灾发生于禾稼成熟季节，对禾稼已够不成危害，而不捕的，“至元二年，陈佑改南京路治中。适东方大蝗，徐、邳尤甚，责捕至急。佑部民丁数万人至其地，谓左右曰‘捕蝗虑其伤稼也，今人全具地，谓左右曰‘捕蝗虑具伤核也，今蝗虽盛，而谷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专擅不可，佑曰：‘救民获罪，亦所甘心’，即谕之使散去，两州之民皆赖焉。”
从这段话中，赵昺就可见那时普通地方官吏，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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