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划出了道，田忠和韩振两人对视了一眼，仿佛便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思。他们两个都以为这是一个机会，敌将张珪统领的必然是侍卫亲军的精锐，打掉其对以后的作战极为有利。但如何在限定的时间内将这五万人聚歼却并不容易。
张珪是蒙元名将张弘范之子，自幼长于军中，亦是张氏家族后一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若是行动早了，两部已经扫清了山东和河南残敌，其必不会贸然深入钻进这个陷阱；而若行动晚了，他领兵进入大名凭坚城据守，则会给攻城造成困难，甚至打成持久战。
所以最好是待张珪部进入陷阱后，两军能迅速封闭开口，并对大名府城完成合围，将其歼灭于城外，然后再集两部的力量携胜利之威攻克大名城。
这个设想很好，但是田忠二人都知道两部分散在三地作战，要想能够同时完成攻克三座城池，然后再迅速对增援之敌完成合围，并予以聚歼，而后再攻取大名城。这不仅需要两部的密切配合，还需要周密的计划，及能够连续作战的考验。
如此部署他们两位主官将承担着极大的责任，一旦失误放跑了敌人，或是导致打成持久战，不但累及声名，影响到北伐，自己也会遭到军法惩处。而遵循陛下的部署，能打则打，不能打则将其逼退，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和纵敌的责任。
但两人为了下一阶段战役的顺利展开，还是决定在大名聚歼来援之地。当日田忠和韩振没有折返驻地，而是经过通宵达旦的商议，共同起草一份攻取大名府的作战计划，并在次日呈给皇帝，请求得到允许。
赵昺看后没有多言，说自己只要结果，具体仗如何打，他不干涉。缺什么东西，可以尽管提，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官给官。他如此等于将指挥权完全下放，而之所以这么做，不仅是相信他们的判断，也是为以后的大战积累和总结经验，毕竟他们都是头一次组织这么大的战役，而后边还有更为艰难的战斗等着他们……
送走了二人，但赵昺脑袋更疼了，他们给各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难题。
随着西线战场的胜利，开封和洛阳被收复，也就意味着赵氏巩义祖陵已经重归大宋。田忠在收复两地后便已经派兵驻守看护，可皇陵的现状实在不乐观。
赵昺知道在大宋开国之后，于乾德元年赵匡胤命司天监赵修己、内客省使王仁赡等改卜安陵于西京巩县之邓封乡，将埋葬在东京东南的父母的遗骨迁葬到巩县西南，并开始营建宋陵，自此前后经营达百余年。
在靖康之变后，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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