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之所以轻车简从的秘密出行，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早有此心。近些年他感觉随着对蒙战争的胜利，已经扭转了在军事上被动的局面，攻灭蒙元收复中原只是时间问题，即便二次北伐失利难以达到既定目标，但随着其被逐步的削弱，只是晚几年的事情。
而随着领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如何治国成了赵昺直面的问题，这几年他立志革新，打破了昔日的政治格局，改革官僚体系，力促形成新的经济体系，改变千百年来依赖农业的财政制度，都是试图建立一个适应当前社会的制度，实现长治久安。
不过赵昺也发现随着自己地位的稳固和权威的建立，他的主要精力皆消耗在文牍上，只能通过一卷卷奏表来了解社情和民情。即便他还有来自地方牧守之臣的密折和事务局收集的政经情报，但仍然难以直观的看到现实世界，体验到百姓真实生活的情况。
这倒不是说官员们不尽心尽职，而是千百年来早已形成报喜不报忧的陋习，喜欢粉饰太平，即使被发现也会以瑕不掩瑜来为自己开脱。这其中自然有为了谋求政绩，自己前途考虑的意图，却也有让皇帝‘省心’，不必为国事烦忧的意思，这种传统导致敢于说实话的耿直敢谏之臣反倒成了鳞毛凤角。
赵昺除了必须的祭祀和庆典外，每年出宫的机会少之又少。而出行身边也是百官随行，护军前呼后拥。且皇帝出行的路线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沿途要实施戒严，百姓回避。如此严密的保护下，别说与百姓亲近体察民情，就是神鬼都难以近身。
当然赵昺也会时常溜出宫去微服私访，能够实际接触到真实情况，可临安作为首善之城，无论城市建设，治安情况，商业的繁荣程度，百姓的生活水平都会高于其它地方，看到的也不具有代表性，难以反映出全国，乃至周边的真实情况。
而难得的出巡视察地方，即使亲眼看到的赵昺也不敢完全相信，要知道下边的官员有的是办法让他看到最美好的一面，甚至有幸与他亲切交谈的百姓可能事先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陪着自己演戏罢了。
事务局收集的情报和地方官员的密奏可以使赵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真实情况，但当下地盘大了，凭着几个人和几百人的力量再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反映出重点地区的局部。可以作为参考，或是典型来看待，这也会往往导致赵昺对形势出现误判。
赵昺这次亲征，除了靠近指挥，也是为了能够看到北地的现实。可一个‘二百里’的约定就把他限制的死死的，而在前时召集各地军政主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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