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增值的角度来看，只要这六年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可以胜过把他们运送来、六年的吃喝用度的价值，就算是赚的。
只不过墨家有组织、有理想、有信念，尚不至于做那种无限压榨的行为。
再者，墨家可以这么做，别处也会有学有样，墨家必须依靠沛县更高的生活待遇和听起来美好的未来以吸引人逃亡这里。
不只是这样的变业者，墨家纵容那些禄田上的半农奴逃亡，只要逃到这里就算是和之前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有贵族倒是来这里要过人，因为有几名墨者做的有些“过分”，煽动了四百余户一起逃亡。
但是墨家本身就想在宋国内部激化矛盾，自身实力又强，牛阑邑与滕城一战之后，这些要人的贵族也不敢吭声，只能痛骂墨家“祸乱天下”、“败坏礼制”。
这种局面之下，沛县出现了一系列古怪的局面。
农夫的土地数量基本上达到了个人种植的极限，户均一百二十大亩的耕地，导致了农夫的日子过的极好。
沛县本地暂时并没有出现自耕农破产成为手工业的情况，不少农户已经提前完成了铁器耕牛的分期赎买，手中的余粮多了起来。
沛县吸四周血以养本地的情况，也保证了墨家不需要极力压榨本地的农民，而是将宋国作为一个广泛的倾销市场。
这就形成了沛县诡异的局面。
手工业急需发展，民间剩余粮食增多，财富累积起来作为资本足够，但却极度缺乏民间的手工业劳动力。
沛县的手工业基本集中在墨家的控制中，因为只有墨家才能搞到足够的人。民间手工业雇工得不偿失。本地人都有土地，给的少了没人来做，给的多了又完全无利可图。
外地来的逃亡者，一来就被控制，被各个墨家的作坊瓜分，要么就是控制着组织共耕社。
商品手工业的发展，固然需要市场，也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在土地户均一百二十亩、平均三户一头牛马的情况下，这种自由劳动力实在是稀罕物，只能靠从外地不断地收容、诱骗或是吸引逃亡。
没有破产的农民，就没有大规模的自由劳动力，而墨家在沛县的基本盘是手工业者和小农，又不可能实行农民破产的政策，只能将自由劳动力寄托在沛县之外。
于是一种奇怪的作坊模式也在沛县出现，比如今年刚刚建立的“铁锅”作坊，就采用了的民间募集股本、三年分红的形式。因为墨家控制着“劳动力”，资本缺了这玩意也没法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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