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干涉费国的内政，但是墨家可以费国讲学宣传、开办矿冶、售卖盐铁。
除此之外，对于费国贵族来说最为不情愿的一个条件，就是勘定的边界……一旦有逃亡的农奴逃到边界，费国将不得追讨，墨家将会组织他们垦耕。
这种政策之下，每年有大量的人口从费国逃亡过界，进入泗上墨家的直辖地。
除此之外，大量的商品奢侈品涌入，贵族们的收入明显不足以维持他们更高水平的生活，急需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费国也终于开始“倒逼变革”，只不过这种变革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贵族和费君颁布了《禁亡令》，宣布贵族对于封田上的农夫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必须要“公事毕方可事私”，必须要为封田家主完成“义务”的公田劳作后才能够经营自己的份田。
禁止藏匿逃亡的农夫，一旦抓获，帮助藏匿者与逃亡者同罪。
逃亡者一旦逃亡，若反抗，追捕者有权击杀。
在泗上商品的冲击之下，在泗上制度的对比之下，费国的内部矛盾愈发严重。
因为是封田制，所以贵族们得到了铁器、购买了马匹之后，继续扩大自己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土地，收入增加，但是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就又需要增加“公事”的劳役程度，使得封地之上农夫的负担加倍。
宋国沿河的土地制度、开垦状况和费国这里不同。
尤其是陶丘附近，那里经济发达，土地私有制早已出现，大量的私田采用租种的方式。煤的出现，也让柴草山缺乏意义，泗上的纺织业以棉花为主养羊也没有那么大的利润，因而那些小贵族封地之地的非耕地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发展的。
所以宋国沿河的一些地主和小贵族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收回了租田，驱赶了超额的劳动力，让他们滚到泗上或是城邑谋生。
而费国则因为铁器牛耕垄作的出现，导致了另一种情况。贵族们利用宗法关系和对封地农夫的支配权，扩大了“公田劳役剥削”的量，增加自己的土地和农夫在公田上的劳动时间，从而进行另一种方式的谋利以增加收入。
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大量的封田上的农夫逃亡，墨家在一旁虎视眈眈，又打不过墨家，便只能采取更为严苛的律法，严禁农夫逃亡，从而维护贵族的利益。
“公事毕”所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私事”的时间就越少，封田上农夫的收入就越低，墨家又只在泗上进行土地改革后采取分期赎买铁器、租借耕牛马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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