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纲领性的内容说出来，其实对于在场的诸多墨者而言就已经很直白了。
二十年前楚人攻商丘的那一次是怎么做的？
除了守城之外，还迫使宋国发生了政变和改革，使得宋国的民众得利，借助于守城之后民众集中在一起的机会，合理合法地进行一些道义的宣传。
今日郑国的事也是一样。
如果说，只要是战争那就是不义的，这对于转守为攻开始四面出击的墨家来说就不是一个说得通的道义：假如有一天墨家出兵魏韩，主动出战，那么是义还是不义？
当诛不义和大不攻小冲突的时候，以何为先？
这是墨家内部的路线之争。
是故这件事必须要讲清楚。
这一次墨家用了非攻弭兵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必须要说清楚其背后在修正了墨家道义下的合理性，不然的话对于将来天下的局势反倒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以墨家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各国君主最有可能接受民众的条件？在有亡国之虞的时候。
民众强则君权和贵族权力就很容易被限制，尤其是民众内部有墨家这个组织在聚拢的时候更是如此。
况且，这件事本身也是解决郑国困境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郑人凭什么守城？
就现在这种情况，君臣贵族们日富而民众日穷，等到打仗的时候想起来让民众守城，未免有些异想天开。
即便两百年前长勺之战的时候，鲁侯还知道告诉曹刿自己多少还干了点人事，所以民心方可用。
更况于现在。
徐弱对于主持者的说法极为赞同，跟进道：“巨子说，我们要用一切合乎旧制度的、或者不合乎旧制度的手段，以利天下，以利万民。”
“在泗上，我们可以做到不顾旧规矩，翻天覆地。在郑地，我们当然也可以在合乎旧规矩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得民众得利。”
“非攻守城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以非攻为目的，那么无论郑君多么残暴，只要郑是小国我们就要帮助守城，这无疑是错误的，也是子墨子当年就反对的。诛不义和非攻之间的界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其判断是否合于道义，就在于子墨子之三表，以及是否能够利于天下。”
“如今通讯不便，上的命令还未下达，但战局不等人，故而我建议：我们应该借此机会，逼郑变革，使之利民。若不然，则我们便没有守的义务。”
“倘若现在我们就实行守城禁令，那么民众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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